穆宗隆庆帝六年的短暂统治结束后，幼子神宗万历帝继承皇位。万历帝在位四十七年，比祖父嘉靖帝还要多两年。当时顺义王俺答汗已降，东南倭寇已息，表面看来是国家全盛的时期，但这只是外表，里面不知从何时起已被病毒侵蚀，逐渐成为空洞。即便如此，万历之初，因为有被称为明代王安石的张居正辅佐十岁即位的幼主，担当起政治的要冲，也还算好。为了使租税负担公平，张居正实施土地清丈，结果招致富民的怨恨，死后受到处罚并被剥夺生前的封爵，家产也被没收，亲族都被发配到远方。此后，朝廷的政策没有一定的方针，只是如同随风披靡的芦苇一样，动摇不断。没有了张居正的监视，宦官立刻在宫中得势，后宫的费用开始膨胀。为了负担这些开销和确保财源，神宗将宦官派遣到地方上，越过地方官，声称是奉了天子的敕命开发矿山、征收商税，这便是“矿使”“税使”。矿税之害据称遍及天下，各地发生暴动，反抗宦官的胡作非为，温顺的苏州人也屡屡掀起暴动。

万历帝

但这绝不是以革命为目标的暴动，而是要求天子政治家反省。然而当局理解不了这种要求，明王朝逐渐为人民所抛弃。前文介绍的《歙县风土论》如此描述这般世态变迁：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隐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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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雕像

最后一段写的是隆庆之后三十余年，因而是针对万历三十余年的状态，对严重萧条、无可救药的现实发出的悲痛呼喊。在此前后，发生了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大事件，但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注意到此事的重要性。这便是满洲腹地的女真族酋长努尔哈赤崛起，并日渐强盛。努尔哈赤的活动最初开始引人注目，是在俺答汗和张居正相继去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于图伦城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但此时他的势力还十分微弱，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逐渐趋于隆盛，乃是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有关。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突然起兵入侵朝鲜，但这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呢？背后似乎有着堺71的商人的煽动。

丰臣秀吉，雕像

堺商人曾进口枪支火药提供给丰臣方面，但国内和平后，他们的生意随之关门大吉，似乎是为了让战争继续，他们煽起了秀吉的妄想。以后的七年间，日本在朝鲜和远道前来的援朝明军作战，而在因明军的通过而受惠于军需经济的满洲，努尔哈赤一步步扩张着势力。面对满洲的崛起，朝廷所依赖的，则是土豪李成梁的私人军事势力。李成梁祖上是朝鲜移民，直到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十岁去世稍前为止，他一面享受着朝廷的官爵，一面扶植自己的势力，子弟也被擢升为高官。与日军作战的李如松、李如柏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然而，他到了晚年多有恃功专恣之举，谎报胜利、贪图赏赐，而其间满洲的势力则逐渐增大。

李成梁

他去世的第二年，努尔哈赤终于在兴京（今新宾县）即帝位，兴京位于辽河支流浑河的上游，国号为金（后金），建元天命（1616年）。对此，明政府派出四路远征军前往讨伐，但主力在临近浑河的萨尔浒山全军覆灭（1619年），努尔哈赤由此确立起了在满洲的霸权。当时李如柏也率领一路部队出击，但在接到主力溃灭之报后狼狈逃归，受到御史的弹劾后因畏惧而自杀。不过努尔哈赤的出现远在万里长城以北，明朝君臣并没有将其当作重大事态，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关系到儒教意识形态的宫廷琐事上了。最能体现当时官僚态度的事，是爆发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