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们都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虽然，也有有极少地区的语言我们是听不懂的。那么，在语言并没有统一的古代，皇帝又是如何听懂大臣们说话的呢？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有五十六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语言种类自然是多不胜数了。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如今，我们普通话虽然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也不能完全在交流上实现零障碍，相比不通语言而产生许多困扰的古代时期那问题就更大了。

话说，在明朝初期，有个叫李至刚的人，不会说“官话”，操着一口家乡话，更是把“史”念成“死”。有一天，因为他犯了事被降职，没有了官服，所以，穿着便服去史馆上班。但在门口被门卫拦住，盘问是谁，李至刚羞于说出自己的官职，于是说了一句“修史人李至刚”。

但这句话却被人听成了“羞死人李至刚”，顿时引得旁人哄笑，从此，史馆就多了这个笑料。在清朝末年，梁启超也遇到过这种郁闷至极的事，他只会说自己的家乡话——广东话，不会说“官话”。更是因为光绪皇帝听不懂梁启超说话，因此，只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官职。

皇帝在上朝的时候，面对那么多大臣，要是听不懂该怎么办呢，“对牛弹琴”岂不是十分尴尬？雍正就曾遇到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可以说，方言带来的交际障碍是很大的，例如：我们身处国外如果不会英语是无法同外国人进行交流的，在普通话成为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的今天，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面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大臣们，在朝堂之上，皇帝能听得懂他们在汇报什么吗？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口音自然是五花八门，古代人也会意识到如何通顺交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秦朝起，秦始皇就推行“民族共同语言”这一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其中也包括“标准的发音”，且最早关于标准发音的记载是来自于《论语· 述而第七》的“雅言”。

这里，提到了“雅言”，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雅言”指的是西周时期，以今天的长安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的中原地区的共同语言，其音系为上古音系，至今已无方言可完整对应。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

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洛阳雅言。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历时长达四千多年之久，朝鲜、韩国、越南、日本都受到影响。但是，随着朝代的更迭、不同民族的融合、中心城市的转移等情况，这个所谓的“标准音”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在统一语言发音的这件事上，历史上有许多皇帝都劳心劳力过，但是，贡献心力最多的就是雍正皇帝。毕竟，他深受语言不同而产生交流障碍“荼毒”，对语言不通产生的麻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曾经吐槽到：

“每次面见大臣的时候，有一些闽南地区的官员说着拗口的乡音，根本就听不懂其中的意思，这是要安排到其他的省担任官职，读个判词什么的，别人能听得懂吗？他们能说的明白吗？”

于是，雍正想出了一个方法，让福建和广东两省的能标准“发音”的官员去各个省份从教，并且，还建立了学习标准发音的书院，甚至要求：在八年内，秀才举人们都必须学会说“官话”，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否则，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雍正的这个命令一下达到各个地区，便掀起了一股学习“官话”的热潮。因为，这学习官话不仅让朝中官员做榜样，而且，还和乌纱帽挂钩，久而久之，城中做官无望的百姓也开始学习“官话”了。

康熙皇帝曾经颁布过十六条教导百姓如何做良好公民的《圣谕》，后来，雍正把它扩写成了上万字的谏言，并且要求：“政府设置宣讲场所，地方官员必须每月两次向百姓讲解。”由于，清朝时期政府规定不能让本地人担任地方官员，所，以当时的地方官都由外省人担任，外省官员不懂当地方言，只能用“官话”来宣讲，因此，在《圣谕》广泛传播的地方，百姓都是懂“官话”的。

为此不懈努力了一百年之后，中国各个地区已经十分普及“官话”了，十九世纪中下时英国驻北大使馆的一个叫威妥玛的人就在《语言自述集》中提到：“官话”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已经不是官员和知识阶层的专属了，而是所有的帝国民众都享有的，此时，百分之八九十的民众都会讲“官话”了。

其实，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的君主都是推广所谓的“普通话”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强制百姓学习，所以，并没有后来的雍正时期的“官话”传播范围广泛，所以，雍正这次的推广正音的行动，大概是秦朝以来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了。

一九二三年的时候，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直到一九三二年时，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才确定国语标准。最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三年，中国的语言专家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在制定标准后，于一九五五年向全国范围推广了。

参考资料：

『《论语· 述而第七》、《古代人都说什么话？》、《建国后的普通话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