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思维定式，古代中国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国度。其实这么讲并不确切，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一直在探索、变革经济管理模式。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历朝历代的经济变迁吧。

一、东周：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却也是变革创新的时代。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砍了脑袋，天下诸侯失去向心力开启血拼模式，拼了命地要变大变强，而强大靠的是变革。“管仲变法”把齐国推上春秋五霸的舞台，“商鞅变法”则造就了一位天下霸主。这两次变法，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不同的姿态，奠定了中国千年经济治理模式的基础，后世的变革，基本上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

管仲主张“四民分业”、“以商止战”，他降低关税，鼓励外来商旅，甚至首开国营女市，以活跃市井，天下商贾云集齐国，国都临淄成了繁华都市，“摩肩接踵”的成语便是来自于此。搞活微观，管制宏观，他也是“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农耕时代，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产业。不过管仲的盐铁专营，并不是政府亲自开国营盐场铁厂，盐业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再由国家统一收购，控制的是销售和价格；冶铁业实行的是国有民营，强调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按比例分配利润，正是后世“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商鞅则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他仇视商人和商品流通，通过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工商业重税政策、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取缔货币以物易物等措施强力限制工商业。然后他把所有秦国人都变成了农民，废井田，开阡陌，以土地私有让国民都去种地，从此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军爵制度，于是贵族制土崩瓦解，贵族被取消特权，一切以军功封赏。种地，有吃的，富国；军功，要杀敌，强兵，秦国的铁血战士由此诞生。

二、两汉：汉武帝变法和王莽新政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朝廷放开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免关税，除田赋，放松山林矿藏专营，文景两帝崇尚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到“文景之治”末期，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败坏吏治。

于是汉武大帝任命桑弘羊再次进行改革。盐铁再度国营化，把铸钱、酿酒也囊括进来。流通改革实行“均输”和“平准”。“均输”，就是统购统销；“平准”，就是物价管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税收改革实行告缗令和算缗令，为应对匈奴作战和饥民赈灾，令全国有产者如实上报财产，据此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结果“富豪皆争匿财”，武帝使了招狠的，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官府赏没收所得财产的一半，于是全国的中产阶级全部破产了。

汉武帝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锐减。但国营化政策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加大财力消耗，使百姓愁苦不堪，至武帝晚年“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武帝遂下“罪己诏”，中央政策又趋于宽松。

儒生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算一个异类，因此有人戏说他是个穿越者。武帝之后，皇权羸弱，中央朝纲渐被外戚和宦官把持，地方世族豪强也趁势崛起。外戚王莽篡了位，他的改革围绕财政、货币和土地展开。他推出“五均六箢”，其实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却剥夺了民间工商业所有利润。他改革币制，短短七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却致使金融秩序大乱。他推进土地改革，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种，一律不得买卖，是为“王田”，引起了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

三、唐宋：小政府和王安石变法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李渊开国，把一切山泽盐税通通废除，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由民间自主经营。唐朝中央实行六部制，比汉代十三曹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很少，官员按官职高低可以领一份“职份田”，这里还有个“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用来给官员发工资。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实行的是“军在藩镇”，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但是分权过度的结果是发生了“安史之乱”，干弱枝强的景象俨然“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职业经理人、期货贸易和纸币。宋朝有几个不同前朝的经济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的特许经营。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狂欢，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这里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类似于后世的招标承包制，政府拿出一块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一曰“钞引”，类似于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行业——盐业，商人拿钱向官府换取凭证，即“盐钞”，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后世称货币为“钞票”始自于此。

大宋开国一百年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于是宋神宗要搞改革，于是王安石登场了。王安石要走商鞅、汉武帝的路子，进行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改革。

他搞均输法，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结果衙门成了“政府型公司”，到处与民争利；他搞市易法，对城市商品零售进行国家垄断，结果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起来，城市商品秩序被彻底破坏；他搞青苗法，要在春秋两收前给农民放贷款补助耕作，结果地方政府为贷款指标搞起了摊派，如果发生水灾旱灾，为收回本息还到处抓人，搞得农民卖地卖儿女。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充满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不靠后台，不贪财好色，他的执政理想是好的，但是因为现实中变异的执行，换来了变异的结果。

四、明清：铁桶战术和一盘散沙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最终走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明清治国者发现，威胁帝位的因素无非两个，内忧，和外患。解内忧，削弱民间力量最为关键，那就打成一盘散沙；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那就变成一个滴水不进的铁桶。1942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番船发生任何贸易往来，否则以“私通外国”治罪。中国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而恰恰在这一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朱元璋发动了“棉花革命”，大力推广棉花种植，江南乡村家家户户有织机一部，但这种分散化碎片化的模式根本无法形成规模化大生产。家庭纺织业的繁荣，造就了农户周边越来越多的交易集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经济和人口重心向乡村下沉。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汉、唐、宋分别有17.5%、20.8%、22%，但到了明清已经下降到了7%。

而明清两代的工商业更是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泥潭，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商人全部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落为一个寄生性阶层。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市镇发展、加上反对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央要求的“超稳定结构”，这个结构将最终被洋枪利炮所打破。

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世界时间”里，两汉以前，西方以古希腊、古罗马与东方双峰并峙；自隋唐始，西方堕入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以盛唐富宋独享“世界时间”；至13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接踵而至，而明清则背对世界走向闭关锁国的樊笼，“世界时间”的钟摆开始摇摆，直到18世纪彻底偏向西方。

读史明志，了解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读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