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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刘启既然已经粉碎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代表——同姓王的叛乱，那么，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新兴地主阶级是否就可以埋头从事发展生产了呢?不!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一批钻在 地主阶级内部的敌人被打倒，并不能说奴隶主复辟势力已经全部被铲除。由于奴隶主阶级残余的存在，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由于匈奴奴隶主军事集团侵扰威胁的存在，在奴隶制的旧基地上，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役使大量“田僮”(耕田的奴隶)的农业奴隶主和役使“工巧奴”(做工的奴隶)的工商业奴隶主。当时，一个奴隶的普通价是一万五千到二万钱。凡是奴隶主新贵族都希望农民破产变为奴隶，他们就可以大量地役使“田僮”或“工巧奴”，进行无偿的残酷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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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中央政府从自耕农身上可以取得各种收入;而对私家奴隶却仅能取得加倍的人口税。私家奴隶愈多，地主阶级中央集权政府损失愈大，封建经济基础就愈不稳固。这样,在赋税徭役的收入上，西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同新的奴隶主贵族有着利害的冲突。这些新产生的奴隶主为数不多,但是在政治能量上，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总人数。他们利用所掌握的金钱和生产资料，同想搞复辟活动的派别或集团，同旧贵族相勾结，反对中央集权，反对抗击匈奴，反对任何封建改革和进步措施。他们国积居奇，故意制造封建国家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妄图破坏封建经济基础，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法家的强有力措施,进一步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狠狠打击新旧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铲除滋生复辟势力的土壤，维护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把财政大权集中到中央，就成了发展封建生产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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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一九年，刘彻采纳了法家桑弘羊等人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盐铁官营，把盐铁的经营权从工商业奴隶主手中夺了过来。同时，还发布“算缗令”，要新旧奴隶主自报财产，以便向他们征收财产税。但是，那些工商业奴隶主和高利贷者大多隐瞒不报，把财产转入地下。于是，又来了一个“告缗”运动，发动知情者揭发，查出的地下财产由国家没收，当事人判处戍边服劳役。当时，人民群众对奴隶制非常痛恨，他们纷纷起来，“告缗遍天下”。这样，由国家没收的奴隶主“财物以亿计”，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并使“千万数”的奴婢，摆脱了奴隶主的桎梏。

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劳动群众，对生产的兴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不断地改革农业耕作法和土地使用法，使一些地区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从原来“亩四石”再增加一解到二斛(二解等于一石)。由于土地需要的迫切，连那酣睡了不知多少年代的天然牧场河西走廊和五原、北地等草原地区，也由关东迁移来的几十万贫苦农民开辟成为大片沃野，种上了庄稼。盐铁官营以后，冶铁技术不断提高，镰、锄、耙、舌、锼、耧足、犁铧等铁器农具相继制造成功,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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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水利事业，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水工徐伯在实践中发明了“凿井穿渠法”。这种地下渠道，井渠相连，井各四十余丈，其下井井相通，可以引水。这在水利事业上，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使地势高低不等的地方，也可以凿渠灌田。后来这种井渠法传到西域，对于完全印仗水利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田十分有利。现在我们在新疆看到的“坎儿井”,就是这种水利技术的发展。

“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这是在奴隶制复辟的社会基础受到沉重的打击，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较高涨时才出现的。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刘彻才有力量及时、迅速地平定了淮南、衡山王的叛乱;才有力量“定三陲之难”，并“举”而使“匈奴震惧”。雄厚的经济基础，也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太初历、浑天仪的发明,《史记》巨著的写作，都是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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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并且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此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想一心一意的从事发展生产，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