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

1967年7月出生，祖籍湖南湘乡。现为新疆兵团党委党校教授，兵团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兵团英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才，国务院特贴专家和兵团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摘要：新疆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得任何追求建立“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家都必须经营新疆。而新疆与内地遥远的距离，导致中央政府经营新疆就必须屯垦。同时，新疆屯垦要发展，不仅需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且需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有恰当的组织形式。

关键词：新疆屯垦 背景 启示

屯垦是历代中央政府解决新疆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三国时期曹操曾在《置屯田令》中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从公元前101年开始，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隋朝、唐朝、元朝、清朝和中华民国等朝代，都曾在新疆组织各族军民进行屯垦开发，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新疆200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屯垦是历代中央政府控制新疆、有效管辖新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屯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发展。

中央政权与游牧政权视野下的新疆屯垦

古代中华文明主要是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内）和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包括东北、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在内）为主轴所构成，在这一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到秦汉时期，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大一统”观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进程。在推进中国“大一统”事业的进程中，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游牧文明的游牧政权和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农耕政权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交锋和交融，汉朝在实现中国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上率先取得成功，唐朝、元朝进一步实现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奠定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在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交锋的进程中，新疆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经济构成进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战略视野中。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交往的交通要道。天山山脉横贯新疆，形成南北疆气候、水文、土壤、生态具有较明显差异的两个区域，北疆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年降水量较南疆多，南疆则以温暖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冬季明显比北疆暖和。北疆准噶尔的草原与蒙古高原、哈萨克草原、西伯利亚平原以至南俄罗斯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是游牧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是绿洲农耕文明的摇篮。新疆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史上北疆以畜牧业为主、南疆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结构。早在3000多年前，新疆就形成了以天山为界，南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和北疆以牧业为基础的游牧文明两大不同的文明。南疆的绿洲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导致在没有战乱的前提下相对富庶和发达，并以不同的绿洲为基础构成了南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且独具特色的绿洲文明，但这种弱小而富庶的绿洲很容易成为周边强大的游牧政权觊觎的对象。这使得新疆的绿洲文明在中华文明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在战略竞争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旦游牧政权管辖新疆，就可利用新疆富庶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游牧政权对中原农耕政权的长期战争，并解决后顾之忧。而中原农耕政权管辖新疆，则不仅断了游牧政权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并可通过控制新疆经北疆从侧后翼袭扰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取得战略主动权。因此从西汉开始，以蒙古高原为主的游牧政权和以中原为主的农耕政权为取得在推进“大一统”战略中的主动权，围绕新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新疆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经营新疆，其战略目的非常清晰，就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唐朝经营新疆最初是为了断突厥右臂，后来则是为了断吐蕃左臂。武则天时期的崔融指出，建立安西四镇，控制新疆，其实是“杜渐防萌，安危之计”，他说，“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兵加西域，诸蕃气嬴，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危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矣。”后来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谈到新疆的重要性说：“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而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沙俄等西方列强因素的影响，新疆北邻沙俄，西接中亚，处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疆域完整的国防第一线，堪称“西北屏障”、“北门锁钥”，新疆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国防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清朝重臣左宗棠在给中央政府的奏折中就明确地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尤其是近代以后新疆面临来自列强的虎视眈眈的侵吞，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前国民党爱国将领、原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曾这样说：“19世纪60年代后的新疆形势，是强邻窥视，虎视眈眈，始终存在外来的强大压力。”这些论述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新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和新疆面临的安全挑战。

新疆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得任何追求建立“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家都必须经营新疆。而对于中原以农耕为基础建立的中央政权来说，要通过漫长的河西走廊来经营新疆，面临着往新疆运兵运粮都是沉重的负担，必须就地解决新疆驻军的粮食问题。利用驻军就地屯垦，并在稳定的基础上招募人员逐步扩大屯垦规模，开发建设新疆，为驻军提供坚实的支撑，就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从公元前101年西汉汉武帝首开新疆屯垦的历史先河开始，屯垦在新疆显现出了独特的生命力。在西汉经营新疆的109年中，不仅在南北疆的12个地点进行了屯垦，开垦出约50万亩的土地，而且设置了以西域都护府为最高机关的有效管理机构，管理在新疆的屯垦。东汉继西汉之后在新疆断断续续进行了147年的屯垦，但其规模不论在人数还是在开垦的土地上，都比西汉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在新疆的屯垦也一直是时断时续。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屯垦事业的发展。隋朝经营新疆的10年间屯垦始终与之相伴随。唐朝从630~791年的161年中，先后在南北疆建立了11个大垦区，使得唐朝在新疆屯田的规模、范围、人数、时间、成效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元朝统一新疆的进程中，也同样在新疆进行了屯垦，从1278~1298年的20年中，元朝政府用屯垦的方式在新疆开垦出了100多万亩的土地。清朝新疆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结束。在195年的时间中，清朝政府不仅建立了26个主要垦区，开垦出大片良田，而且建立了严密的管理组织，留下了丰富的管理屯垦的经验。民国在新疆的屯垦是从1912~1949年，其中经历了两起两落。1912~1928年，新疆屯垦在杨增新的统治下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全疆的耕地面积增长了100多万亩，其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屯垦的发展。1928~1933年，新疆屯垦由于战火连绵，而遭受严重破坏。1933~1944年，盛世才统治新疆，其前期屯垦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使新疆的耕地面积由463万亩迅速增加到1680万亩，而且第一次在新疆创办了机械化农场。1944~1949年新疆屯垦又因战乱遭受严重破坏。因此，自西汉以来新疆2000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央政府要经营新疆就必须发展屯垦，屯垦也成为中央政府经营新疆执行最长久的政策之一。

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垦，历经西汉、东汉、魏、西晋、北朝、隋、唐、元、清、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纵观西汉以来的新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199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指出：“历朝历代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新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屯垦的历史启示

从西汉到中华民国的两千多年中，新疆屯垦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烟消云散的经历，历代政治家围绕新疆屯垦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无数屯垦军民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屯垦的发展进行过可歌可泣的实践。围绕着新疆屯垦的发展问题，历代屯垦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屯垦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屯垦发展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

受特定的绿洲经济的影响，新疆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特殊的绿洲制政治地图，一个一个独立的绿洲，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这种特殊的绿洲政治，在新疆产生了两种必然的后果：一是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和平期后，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调控，随着绿洲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导致绿洲水源紧张，耕地不足，于是为争夺生存空间，强大起来的绿洲必然要走上扩张之路，导致绿洲与绿洲之间的战争，而由于绿洲本身力量的弱小，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双方都想方设法引入外力，于是绵延不断的战争就在绿洲之间上演。二是由于绿洲经济形成不了强大的政权，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周边强大起来的游牧政权就不时入侵新疆，使新疆各绿洲政权成为游牧政权的附属，并遭受残酷的盘剥。同时由于新疆远离内地，特别是要经过漫长的荒漠戈壁才能到达各个绿洲，这就决定了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中央政府要经营新疆，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才能既有效地帮助新疆各绿洲政权抵御周边游牧政权的入侵，又在各绿洲之间维持一个强大的超然于各绿洲政权之外的权威。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每当中央政权强大，新疆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时，新疆就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反之，新疆就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而中央政府要管辖新疆，就必须在新疆驻扎军队，确保新疆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为解决长途运粮的困苦，屯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即使这样，新疆驻军的费用仍然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在唐史籍记载中供军资的布绢端匹动辄数万、数十万，而其中西域所占颇大。据《旧唐书·地理志》卷38 记载，唐玄宗天宝中，即749年，唐政府在西域共有驻军404万人，军马7700匹，每年衣赐就需110万匹段。另据《唐六典·兵部》记载，唐以募兵制代府兵制后，中央政府对“常住边防者，每年加长例给赐”。因此，中原麻、棉、丝织物，以军资、赏赐之径大批入新疆。同时为适应新疆局势的需要，每年还于伊州储存大量的战备物资。《曲江文集》卷12载，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云：“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廿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而安西、北庭军粮，除靠当地及邻近地区供给外，每年和籴绢伊、西、北庭八万疋折粟10.5万石，安西12万疋折粟15.75万石。这庞大的费用，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解决。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情，从西汉到中华民国的2000多年中，即使是在中央政府管辖新疆的年份中，战乱也是时不时地出现，其对屯垦的破坏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平息战乱和恢复屯垦的过程中，没有强大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屯垦几乎不可能发展起来

（二）屯垦发展必须贯彻中央整体战略

新疆独特的战略地位和2000多年中央政府经营新疆的历史反复证明：新疆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没有新疆的安全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安全，经营新疆是中华民族安全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了有效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用，也为了确保新疆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历代中央政府都把屯垦作为治理新疆的重要国策，是中央政府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在新疆推行的治国安邦之策，屯垦的目的就是为中央政府更好地治理新疆服务。这就决定了新疆屯垦的发展是和中央政府的战略需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屯垦不仅是新疆屯垦军民之事，也是新疆稳定的需要和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因此，新疆屯垦军民在履行自己使命的时候，必须自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在任何时候都要贯彻中央政府的长远战略。但屯垦军民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有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获，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要求。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下，妥善处理好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需要与屯垦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关系到屯垦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屯垦的存亡，毕竟在新疆屯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从长远来看将无法生存。新疆屯垦史无数次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从西汉时期开始，新疆每一次屯垦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央政府统一新疆的步伐开始的，是中央政府为统一新疆和有效管辖新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新疆屯垦虽然是为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而发展起来的，但新疆独特的区情使得每次屯垦的建立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在发展起来后也需要大量的财力维持。而屯垦也正是在服从中央政府需求的前提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其一旦离开了中央政府战略的需要，屯垦必将走向衰落，屯垦军民自身的利益同样就无法确保。因此，新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新疆屯垦是中央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屯垦军民只有自觉地把自身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显现屯垦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三）发展屯垦必须有优惠政策

中央政府在新疆组织的屯垦，除部分人员是当地人外，其人员主要来自内地。新疆的地貌主要是由绿洲、戈壁、沙漠和山地构成，其中绿洲只占极小的部分，绿洲与绿洲之间相隔非常远，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一旦绿洲内部发生动乱，基本没有逃出去的可能。杨增新曾这样形容新疆：“治世是桃园，乱世是绝境。”在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文化影响下，要想长期把内地人员留在新疆屯垦，除中央政府的强力组织外，必须要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让大量来自内地的人员主动进入到屯垦的队伍中来，并吸收当地群众参加到屯垦的事业中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屯垦拥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延续屯垦事业的发展。而要使屯垦具有凝聚力，历代在新疆推行屯垦时都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民众参加到屯垦中来。如西汉在新疆屯垦者的生产工具由国家统一发给，口粮、食盐、服装等日常生活用品也由国家供应，屯垦军民生病由国家负责治疗，死亡者有抚恤，有功者给以爵位。清代对招幕到新疆的屯垦民众，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不仅由官府资助路费，发给应募户路上需要的饭费、车费、寒衣，而且借给每户帐房一顶，实行分批出发，派员护送。屯民到新疆后，土地一般是军屯开垦好的，交给屯民使用，并准备好籽种、口粮、住房、土地和牛具，由官府借给，分三年偿还。新疆巡抚刘锦棠制定的《新疆屯垦章程》中规定：不论父子、兄弟或合伙，均以二人为一户，拨地60亩；官府借给耕牛、农具和8个月生活费，共折银71.1两，两年内以粮食作价还清；3年升科纳粮，初年减半，次年全征。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才吸引了大批内地贫民到新疆参加屯垦，为新疆屯垦的开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四）屯垦发展必须得到当地各民族群众的支持

自西汉统一新疆以后，在新疆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统一于祖国的大家庭之中，就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主题。但历史上的新疆一方面是疆内城邦小国林立，不仅互不统属，而且有时还相互攻伐；另一方面是周边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不仅对新疆虎视眈眈，而且时时刻刻都想在新疆争雄，在新疆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戏。中央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屯垦的进行，保证了中央政府在新疆大多数地区不收赋税的前提下，养活了大批行政官员和驻军，大大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有利于中央政府争取民心。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活动不时出现，但却始终无法得逞，其关键的因素就是未能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事实也充分证明新疆屯垦的开展，得到了新疆民众的大力支持，为屯垦军民完成中央政府的使命增强了实力。如唐代在新疆屯垦军民在后期坚守28年就是有力的证明。755~763年，中原地区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的国力急转直下，自此再无力西顾。为平定叛乱，不仅在新疆屯驻的唐军分两批进入内地平叛，而且忠于唐中央政府的部分少数民族军队也入内地参加平叛，唐在新疆的防御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763年吐蕃攻占陇右、河西地区，并一度攻占长安，唐中央政府和新疆的联系被切断，新疆屯垦军民失去中央政府的支持。从此新疆的屯垦军民在安西、北庭都护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屯垦，并与吐蕃展开了长期的争斗。直到791年吐蕃军攻占唐在新疆的最后据点西州，唐朝在新疆的屯垦才最终结束。弱小的屯垦军民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之所以能坚守28年，得到新疆各族民众的支持是关键所在。

（五）屯垦必须要有恰当的组织形式

历代新疆屯垦的使命是完成中央政府有效管理新疆的需要。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屯垦有军屯、民屯、犯屯、商屯、回屯、旗屯等多种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是屯垦适应各个不同的时期发展而来的。各种屯垦形式各有优劣，其中军屯和民屯是两种最主要的形式，也是延用时间最长的形式。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般在统一新疆之初，以军屯为主，在统一新疆之后，特别是大规模战争之后的和平时期，则逐步发展民屯，特别是清代则是以民屯为主。军屯具有见效快，组织动员力强的特点，民屯则具有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清代是新疆屯垦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大规模军事任务结束之后，清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大力发展民屯，取得了实效，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和维护稳定。但从1864~1878年新疆持续10余年的大规模动乱来看，民屯最大的弱点也表露无遗，即民屯的一盘散沙状态的组织动员力明显不足，导致一旦有大规模的动乱发生，无法迅速形成合力，应付事态快速变化的需要，而被各个击破，最终在中央政府援救不及时导致全疆性的大动乱，造成清政府几乎丢失新疆的重大损失。因此，新疆独特的区情使得屯垦需要一种组织动员力强、投资少、效益高的能集军屯与民屯优势于一体的组织形式。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代新疆屯垦的产生发展，是由新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是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必然选择。断断续续2000多年的新疆屯垦，为今天治理新疆，也为今天新疆屯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经济和教训，如何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新疆的长治久安服务，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新疆稳定的需要。

【注】文章刊登于《兵团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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