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8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出席第二届天府文化论坛，并作了题为《天府文化的特质与公园城市的内涵》的主旨演讲。李后强书记从地理、人文、历史、科学、科技、物理学、化学等多个角度来探讨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天府文化？什么是公园城市？而且还给出了公园城市的公式：公园+城市+无限的可能性。这对成都如何建设公园城市开阔了思路和思维。现将李后强书记演讲稿全文分享，供大家学习交流！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什么是文化？人造的就是文化，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好的与坏的。自然产生的不是文化。物质形态的如乐山大佛、都江堰工程等是文化，非物质形态的如道教与川剧是文化。因此，文化分为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两个大类。人类形成的制度规章、风俗习惯、家风家规、行为心理等也是非物质文化。

什么是天府文化？就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在天府之国发展起来的文化，这是一种地域文化，在特定圈层和区域内形成的文化。文化既然是人造的，那么文化一定是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不同水土的人不同，有黄、黑、白皮肤，有2000种民族，不同的人就会创造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典型的水土性、地域性。这是文化的本质，就是个性与特色。在地球的三维坐标系中，由于每一点的XYZ值（长、宽、高）不同，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有无穷多种文化，只是有的没有凸显出来，有的成为了重要现象。研究文化必须从地理学、历史学、经纬度入手。研究天府文化必须研究成都平原特点、研究成都人口来源。

从地理学看天府文化。成都平原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过渡阶段，是第二阶梯中海拔最低的部分，300米到800米），青藏高原东大门，横断山东北侧，北纬30°线与胡焕然曲线交点，是四周封闭的盆地，有内陆海洋性气候，有河流数千条（大河流1409条，中河流2860条，小河流5870条），受喜马拉雅雪原与印度洋暖流影响很大，古蜀海洋就在成都平原。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中国古地貌是东高西低，7000多万年前，古长江分为东西两条，西长江南流印度洋，东长江（即扬子江发源于西陵峡）从东往西倒流（太平洋水系），两条互不相通。四川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方四川盆地古海。因此，成都平原特别适合植物生长，是水稻最早种植地，物产丰富。早在商代就有用稻米做成的化妆品。因此，天府文化是过渡态文化、是山水文化、是农耕文化、是内海文化。

从移民史看天府文化。成都自古以来就以其丰富的物产、优美的环境吸引着各方人才汇集于此，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精神。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部落。这些土著人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古羌族应该是喜马拉雅人。蜀地文明分为几个时期：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是长江文明的源头。蜀部落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部落。“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秦代“移秦民万家入蜀”。三国至东晋，随刘备入蜀的移民达数万家。西晋甘肃陕西大旱，流民十万人入川“就食西蜀”。元末明初，发生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明末清初，一百多万移民进入四川，迎来“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抗战爆发，华东华北大量人口和各种机构、学校迁入成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也有大批工厂和技术工人进入成都。清代末年的《成都通览》记载清代成都人的构成：湖广占25%、山东占5%、陕西占10%、云贵占15%、江西占15%、安徽占5%、江浙占10%、广东广西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根本没有。清顺治三年（1646），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随后的五六年间断绝人烟，因此清初四川省会曾迁往保宁府阆中，这在成都历史上绝无仅有。康熙年间，清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来自大半个中国十多个省份的一百多万人口移入四川，数量大大超过了土著（四川清初土著人口仅八九万人）。移民文化造就了天府文化的特征：一是冒险开拓性；二是开放兼容性；三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创新性等。

从三星堆看天府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是古蜀文化。茂县营盘山、德阳三星堆、成都金沙古遗址证明，古蜀文明可以延伸到5300年以前。在营盘山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窑址等各种遗迹。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不少果核残块，通过浮选之后发现，里面有桃、梅、杏这三种果树的种子，说明早在5300年到4600年前，这里就已经水果丰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批河蚌、海贝，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明证。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其中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还有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三星堆那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

从金沙遗址看天府文化。成都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之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有商、周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根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群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同时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

金沙遗址所清理出的重要珍贵文物多达数千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金沙遗址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为圆形薄片，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其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从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残留的痕迹分析，它的加工至少采用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先用自然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的锤揲，使金箔的厚薄基本一致，再用剪切的方法去掉外表参差不齐的部分，使其成为一个较为标准的圆形，在圆形的金箔片表面画出整个图形（包括太阳及光芒和四只鸟），最后根据已画的纹样反复刻划切割形成镂空。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13年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时其本身亦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这说明古蜀文化非常辉煌和高端，制造业、文创业很发达，具有工匠精神。三星堆、金沙遗址是中国工匠的摇篮、是中国工匠精神的发源地、是世界文化创意中心、是世界手工业制造中心。“天府之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在远古时期优势极为明显。但在依靠市场资源的工业社会，天府之国的优势会下降，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型制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