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家一度处于内忧外患的处境，绝大部分人选择保家卫国，希望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人民浴血奋战，他们为人民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后人都铭记在心并名垂青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选择了卖国求荣，半路叛变。但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一个，虽仍被后人记在心中，却是遗臭万年，永远的被人唾弃，被冠以“汉奸”的骂名，不论生前死后。

说到“汉奸”一词，我想很多人的脑海里都少不了这个人的身影，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他二十岁时赴日本留学，二十二岁与孙中山先生结识并加入同盟会，也在多处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他也因此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夸赞。后于1910年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虽在狱中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却最终没能坚定初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也是他的立场态度发生剧烈变化的转折点。

在他于武昌起义后，出狱后结识了袁世凯，并一改往日常态开始呼吁停战议和，并极力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由于他软弱的性格限制，他走向了叛国媚日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对日本的恐惧成为了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大山，于1935年批准了“何梅协定”，把华北赠与日本侵略者。其后频繁地接触主和人士，大操大办议和事宜，极力主张“对日和平”的政治策略。

他甚至在电文中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认为只要能尚保一片余地就算是抗战成功”的消极片面的理论。其主张的“东亚理论”更是为了日本辩护，为了掩饰卖国求荣罪行的幌子。日本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梦魇，他没有奋力反抗，而是选择了屈从，被吞噬、被腐蚀、被同化，让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恐日病”。在“七七事变”日本放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疯话时，汪精卫就发表讲话，表露出畏手畏脚的嘴脸，“战呢，是会打败仗的”等荒谬，极为消极的言论。

他奋力求和所做的一切最终只是为得到日本天皇的信任。即使在日本人认为他没有利用价值后亲自消灭了汪伪政府，他仍愿坚持跟随日本人，做效忠于日本的走狗。最终身败名裂甚至被国人追杀。直到他因病去世他的坟墓也被炸开了，一瞬间，“樯橹灰飞烟灭“。为让所有人铭记这段历史，更是在他的墓碑旁边造了跪像面朝孙中山先生灵堂，意为向孙中山先生跪下忏悔，更是对汪精卫极大的嘲讽。汪精卫的儿子77岁回国祭拜，看到父母跪像后，不禁大哭起来，理智清醒之后只说了十个字：“做了错事就应该受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