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要执行命令,师长要违抗命令,结果师长升官,政委平调

罗荣桓元帅为人所熟知的,便是辽沈战役时的锦州之战。在毛泽东与林彪围绕先打锦州还是长春争执不下、部队犹豫不决的时候,罗荣桓作为政委,说服自己的搭档林彪执行中央决定,保证了后来的战略胜利。以致后来毛泽东在罗荣桓逝世、写诗悼念时仍念念不忘:“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林彪、罗荣桓一起指挥战役

其实,在解放军辉煌战史上,还有一位与罗荣桓类似的政委。不过这次与罗荣桓和林彪那次不同,正好反过来。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2纵5师政委王凤梧(1955年授少将衔)。

王凤梧将军

可惜这个人被他一个搭档的耀眼光辉,或说是当时自己的意见决定给“掩盖”了。这个搭档就是开国少将钟伟。钟伟(据称是电视剧李云龙的原型,另有说是王近山),东野猛将,打仗是一把好手,有拿枪威逼上级的传说;宁为鸡首不为凤尾,不干副职,由师长直升纵队司令;评少将嫌低了,称要把军衔挂到狗尾巴上去;正直刚勇,敢在彭大将军的批判会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钟伟将军

王凤梧面对的历史情景,与罗荣桓何其相似。

1947年3月8日,5师奉林彪令,配合1纵聚歼国民党新1军。行进至朝阳川北间,闻报敌71军88师于靠山屯驻扎,遂围住屯子内敌师264团一千多人。

《步兵第116师师史》记载:5师在执行东进命令,还是就地歼敌问题上,师领导产生了严重意见分歧。

师长钟伟坚决主张打。

理由之一,敌88师在退却中,战斗意志必不坚定,战斗部署也不一定周密,我一个师出击是要冒一定风险,但至少可以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同时,我18师、独1师位于靠山屯东北,均可支援。

理由之二,如果机械地执行东总的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势必同敌人的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造成边走边打的局面。这样,仗也不好打,路也走不成。不仅放跑了敌人,错过了歼敌机会,而且必然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两下落空。

理由之三,我师前两次下江南没有打上仗,全师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

钟伟慨然表示:打错了由我负责!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执行上级命令,甩开这里的敌人,争取时间,继续东进,理由是:

其一,此地敌情不明,如果边侦察边打,势必浪费时间,而且,我师孤军深入,胜利的把握不大。

其二,东总给我师东进之任务关系到战役全局,如不东进,将会干扰东总决心,贻误战机,后果严重。

这个“有的同志”,主要指师政委王凤梧。据称还包括当时的师参谋长、参谋处长等人。

更有文学作品生动描述:双方意见相持不下,5师领导均主张走,惟钟伟一人要打。战机眼看就要错过,钟伟下了决心:“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5师连着接到林彪三个即时东进的电报,均不为所动。向林彪回报的主题只有一个: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打。

林彪终为钟伟的执着所动,改变决心部署。最后,5师全歼敌师一个整团,又拖住前来增援的敌87师,促成了三下江南的胜利。

事后林彪表扬钟伟:“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如5师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林彪指挥作战

钟伟和王凤梧后都离开5师。钟伟直接升为纵队司令,而王凤梧却平调去了炮兵2师当政委,从主力师去炮兵,虽然是平调,可大家都懂的。

王凤梧曾在县立甲种农业学校和河南公立农业学校读书(一说1927年毕业于河南农学院),是那个年代革命队伍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也算是老革命,1929年入党,早年做白区地下工作。从军经历丰富,1936年参加红军,给徐海东当过秘书。抗战时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纵队秘书长、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军分区政委等职。

据称,钟伟打仗本事大,性格脾气也大,与历任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里”。王凤梧比钟伟年长十多岁,但两人带兵打仗配合较好。5师“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击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历史不容假设。如果当时的师政委换成是罗荣桓,结果会怎么样?无从想象。

一个政委坚持原则,服从上级、把住关口,最终胜了,好评如潮;一个政委最终改变迁就,没有坚持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仗是打胜了,也受到了上级肯定,但却几乎“湮没无闻”。

在战争的一瞬间,也许不仅仅是原则、服从、机动、果断等一闪而过的灵光,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需要去把握,后人难以求全责备。

作为把关定向的政委,当时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决断就一定是对的,唯有在坚持原则、履行职责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综合判断把握下定决心。

其他的交给历史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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