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王侯将相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中国封建王朝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制度。它是历代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而实行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爵位是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爵位可以世袭。受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封爵制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封爵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受爵者仅是王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战国时期，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取消王族封爵，立二十等爵制以赏功劳（主要是军功）。从最高的二十等到最低的第一等，依次是：彻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西汉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并存，一直延续到清代。秦以前君主称王，封爵中最高的一等为公。秦始皇称帝，西汉以后最高封爵为王，皆封与皇子。西晋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名称合并，但最高一级的王、亲王只封与皇族。至明代，在爵位中加镇国将军、镇国中尉等名称。清朝皇族爵位分十四等，其中贝勒、贝子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爵位与官职有一定关系。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官爵合一。此后，总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仍有例外。西汉、西晋及明朝初期，宗室王在封国内有军事、行政权，势力逐渐膨胀，先后酿成“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严重威胁着皇权。在其他时期，爵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因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皇族封爵)及功劳大小（功勋封爵）而有高低之分。爵位高低分别为：王、公、候、伯、子、男等。各朝代略有不同。因此，不论怎么说公爵最为臣子的最高赏赐是无可非议的。随着王朝的不断更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都代表了爵位的频繁更替，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也是爵位更替的另一个印证。然而有一个家族爵位历经千年，屹立不倒，代代传承，他就是我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子孙世袭的爵位。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历代帝王对孔子尊崇备至，即使是焚书坑儒之恶名的秦始皇，对孔家也不薄。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因为“博通六艺”，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据说这还是孔子后裔享有爵封之始。不过，历史上并未有秦始皇祭祀孔子的记录。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封孔子九世孙孔鲋(字子鱼)为“奉祀君”,称为孔子嫡系后裔世袭受封之始;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将儒家思想推上了朝堂，此后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派便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孔子子孙的地位逐渐稳固，从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元帝拜孔子十二世孙孔霸为太师，赏赐爵位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孔霸卒，成帝由其长子孔福袭封关内侯，这是孔子嫡传爵位世袭的开始；汉平帝元年（公元1年），尊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并封孔子十六世孙孔均为“褒成侯”，以奉孔子祀。在整个西汉时代，孔子所受的政治待遇总体上并未超出刘邦定下的基调，这固然有汉初行黄老之学的缘故，但即使是“独尊儒家”的汉武帝，在尊孔祭孔上也没有重大理论突破，按照黄进兴的定义，此时孔子地位只能说是“尊而不贵”。武帝末年，诸侯鲁恭王竟然还制造了为扩建王宫而拆迁孔子旧宅的丑闻，所幸由于在墙壁中惊现秦皇焚书时代所藏的儒家经书（古文经书），才将丑闻变为了奇闻。从汉宣帝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汉王朝的治国之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是造成孔子地位“尊而不贵”的主要原因。

无论王莽在历史上名声如何不堪，但正是他突破了刘邦留下的尊孔范式，将尊孔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王莽还未称帝时，他就操控东汉朝廷（汉平帝）封孔子后裔为“褒成侯”，专奉孔子之祭，孔子后裔的封爵自此开始“世袭化”，也为后世受封的“衍圣公”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同期，王莽也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也开启了孔子本人被追封王爵的常态，此后爵位与日俱增。光武帝刘秀建政东汉之后，虽然在政治上他是王莽政权的对立面，但在尊孔上刘秀基本上是王莽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唯恐落人于后，也亲自到了曲阜祭孔。而在东汉时代，皇权对孔子也相较西汉热络了许多，除了光武帝之外，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也均亲赴曲阜朝圣。这其中，最有名的是汉章帝那次。汉章帝在如刘邦那样以太牢祠孔子之外，还首开祀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例，大会孔家子孙，命儒者讲《论语》。志得意满之余，他对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谁料孔僖的作答非常不卑不亢，认为这不是给他们孔家的光荣，而是给皇帝的光荣（“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鄙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孔僖此言道破了皇家祀孔的潜在用意，章帝多少可能有些尴尬，只得以大度自求排解，“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在两汉四百年的时间里。除汉哀帝封十四世孙孔福为殷绍嘉侯、汉明帝封十八世孙孔损为褒亭侯、汉安帝封十九世孙孔曜为奉圣亭侯外，两汉都以“褒成侯”为主。至曹魏改号为宗圣侯；两晋、南朝宋改号奉圣亭侯；北周时，晋封邹国公;隋文帝续封邹国公，隋炀帝改绍圣侯。

唐代也是孔子地位全面上升的一个重要时期，孔庙祭祀逐渐进入朝廷礼制，被列为四大国家祭典之一。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封褒圣侯。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诏将孔庙祭祀从曲阜孔府推行于全国州县，这在祭孔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自此孔庙文庙遍布天下，至今仍“香火”不断；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赠孔子为文宣王，以孔子嫡裔原封褒圣侯者改封“文宣公”，孔子自始走上了逾千年的封王之路。

宋朝重文轻武，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们又借着儒家思想的外衣将自己的理念灌注其中，使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成为了专制礼教的宣传工具。在宋代，孔子的文宣王“王号”被进一步加码，宋真宗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尊孔渐渐演化成了一场王朝与皇帝间的文化竞争，宋真宗加谥孔子，儿子宋仁宗则加封孔子后嗣，正是从仁宗时代起，孔家嫡嗣有了“衍圣公”这个过于著名的封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太常博士祖无择上书仁宗皇帝：“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意思是：唐朝开元年间追封孔子谥号“文宣王”，而孔子后裔封爵“文宣公”，将其先祖孔子的谥号加在孔子后裔身上，不可以，应当纠正。（《宋史·礼志·宾礼四》）宋仁宗采纳这个建议，“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其诏文曰：“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时封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衍圣公”封号，官职品级虽不高，但文化含金量甚足。与以往的褒成、褒尊、宗圣、奉圣、崇圣、恭圣、褒圣等封号相比，“衍”寓意圣裔持续衍展、世代繁衍无止境，代表了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至高境界。

“衍圣公”爵号问世后，女真人、蒙古人争相窃取借以笼络人心。公元12世纪宋、金、元政权各拥“衍圣公”，一在衢州、一在开封、一在曲阜。宋崇宁三年（1104年），诏宣议郎孔端友袭封奉圣公（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复改封衍圣公），为通直郎、直秘阁，仍许就任关升，以示崇奖。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13世纪元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后，蒙古族统治者试图收买宋衍圣公孔洙，孔洙运用儒家智慧全身而退。14世纪初元仁宗恢复曲阜孔氏嫡长孙袭封衍圣公爵号，确认“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元史·列传·孔思晦》）明王朝、清王朝均沿用此封号。也是从孔端友以后，由于宋金元三朝并起纷争，使得孔子后裔册封出现了南宗和北宗。北宋后期，女真族南下，赵构渡江于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孔端友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随高宗南迁，遂寓于衢州（今浙江省衢州），是为南宗。其后南宗袭封衍圣公的有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等人。宋廷南迁后，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于阜昌三年（公元1132年）封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祀事。伪齐政权被推翻后，金熙宗于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继封孔璠为衍圣公，其后有孔拯、孔摠、孔元措等袭封衍圣公，是为北宗。后因蒙古族起兵南下，孔元措随金政权迁往汴京，曲阜孔庙则由其族兄孔元用主持祀事。蒙古族占领曲阜，先后以孔元用、孔之全父子为衍圣公。这样，宋金元三朝并起，各有一个衍圣公。元太宗五年（公元1233年），蒙古骑兵攻下金汴都，金封衍圣公孔元措被元政权所得，仍封孔元措为衍圣公，而改封孔之全止充曲阜令。北宗孔元措无子，由其弟孔元綋的孙子孔浈为嗣。孔浈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袭封衍圣公。后来，元政权先前所封衍圣公曲阜令孔之全之子孔治率孔氏族人上书皇帝，言孔浈不修祖祀，且非孔氏之宗，而系孔元綋的儿子孔之固侧室所生，且生母早已改嫁驱口李氏，孔浈曾随李氏姓李，不可为孔氏宗。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皇帝下诏免去孔浈衍圣公封号。其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任命新的衍圣公。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后，宋所封衍圣公五十二世孙孔洙归元。

元朝统一，进入也素有轻贱儒生恶名的元代，孔子的地位竟也如秦始皇和汉高祖时一般，被明显更相信藏传佛教的蒙元统治者们所尊崇。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访查孔子后裔宗子，曾召孔洙至京师，孔洙让位于曲阜宗子，忽必烈对孔洙大加赏识曰："乃真圣人后也。"于是命孔洙为国子监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赐护持林庙玺书，免去衍圣公封号。元武宗登基仅两个月，就下诏将在孔子封号“至圣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为孔子后世最有名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写得如儒家死忠一样，“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也是孔子在历代中原王朝中得到的最高级别的封号，为何要加中原呢？因为西夏曾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大有身居域外心怀孔圣的悲壮感。此时，南北宗的衍圣公均被免职，十余年后，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因孔之全长子孔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而奉诏袭封衍圣公。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双宗并立。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孔氏族人又上书皇帝，说孔治之子孔思诚是庶支。元仁宗皇帝派大臣元明善调查，并亲取孔氏族谱查考，确定宗子继承人应该是孔思晦。孔思晦和孔思诚均为四十五代孔宗愿三子孔若愚的七世孙，孔思晦是四十九代孙孔拂长子孔元孝的嫡长孙，孔思诚是孔拂次子孔元用的嫡长孙，因此，元仁宗于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罢黜孔思诚而以孔思晦袭封衍圣公，并授阶为中议大夫，列正四品。从此，衍圣公之位在此一脉中延续。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尽管他没有在明面上放弃尊孔的立场（虽然他因为孟子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狭隘的将孟子逐出孔庙），但对尊孔始终有种挖墙脚般的暧昧。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晋见，谁料遭到了孔克坚的称病婉拒，朱元璋当即就回了一封很不客气的笔谕，“尔若无疾称病，以慢吾国不可也”。洪武二年，朱元璋更是下诏废除了自唐太宗时代便通行至今的孔子“天下通祀”，“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朱元璋这一震惊天下的举动简直是将自己主动置于了全体读书人的对立面上，因此即使硬挺也只坚持了十几年，到了洪武十五年，又下诏天下通祀孔子。朱元璋对孔子的打压态度自然不是因为他与孔家的“私怨”，志在打击孔庙在文化象征上的普遍意义”，令其无法与政治威权抗衡。而这一立场也被他的子孙所继承。嘉靖九年（1530），嘉靖帝“悍然”启动了对孔庙与祭孔的改制。除了 “毁塑像，用木主”、“祭器减杀”、“从祀者一律削爵称”等降格措施之外，对文官集团最有杀伤力的一条是，“孔子不称王”，改称“至圣先师”。也就是说，自唐玄宗时代的“文宣王”开始，到宋仁宗和元武宗的不断“加持”才形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不能再叫了。嘉靖推举太祖朱元璋远高于孔子，他甚至说“王者之名不宜伪称，王者之德不宜伪为”。对于朱明王朝的打压，无论是文官儒生集团，还是孔家本身，虽不敢与皇权正面对抗，但在私底下却非常不以为然。张岱在明亡之前曾拜谒孔庙，他在《陶庵梦忆》中写到，“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暗示孔门对于明朝“废王”的做法深感屈辱。嘉靖朝对孔子孔庙的贬抑，有明一代始终未获“平反”。反倒是到了夷狄之君的大清朝手中，孔子才一举恢复了往日荣耀。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承认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六十四代衍圣公孔衍植仍任衍圣公加太子太傅。对于清朝此类非汉族王朝，借由尊孔而增强易代及统治合法性的动力本就远较明朝这种汉族王朝要强。清帝希望通过服膺儒家文化突破族群藩篱，以强化“文化意义上的正统”来超越“种族层面上的正统”。但与同样强调尊孔而文化层次一般的蒙元帝王不同的是，清帝不仅本身就熟读儒家经典，而且可能是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孔子的信徒。也就是说，清帝的尊孔固然是“利用”的因素居多，但也部分有“信徒”的真诚。最典型的是康熙。康熙也曾亲自去曲阜孔庙拜谒，这本身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前代帝王也有过不少次，但请注意，康熙是第一个以“三跪九拜”之礼晋谒孔庙的帝王，还留下了“万世师表”的御笔。对此，作为陪侍官的孔子后人孔尚任觉得是孔家莫大的光荣，拜谒的礼节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在孔家看来，康熙的亲临更算是彻底洗刷了在嘉靖时代所受的政治屈辱。雍正除了在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将孔诞日定为“致斋一日”之外，在尊孔上还多有建树。他在即位的第一年（1723），就下诏追封孔子以上的五代先祖王爵，与嘉靖形成了鲜明对比。雍正曾在一封上谕中点出了他大力尊孔的原动力，“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尊孔）在君上尤受其益”。朝见时衍圣公仍列内阁大臣之上。衍圣公与朝廷的密切关系，到乾隆时期达到巅峰，乾隆帝曾多次来曲阜，并颁御书“与天地参”、“时中立极”、“化成悠久”等匾额，重建棂星门，易木为石。而乾隆晋谒孔庙次数则位居历代帝王之冠，前后曾有九次之多，超过了他最有名的“下江南”。要知道，根据黄进兴先生的研究，历代帝王亲临孔庙的总次数也就三十几次之多。还有一种说法是，乾隆还将自己义女嫁给了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后于道光年间于孔府东路建有于氏的祭祀专祠沐恩堂。于敏中被罢官后，其后裔也多寄居孔府。但无论清帝如何尊孔，那种道统伸张的状态再也回不去了，那种孔僖接驾汉章帝时所表现的那种不卑不亢：这不是给我们孔家的光荣，而是皇帝的光荣。

第七十五代衍圣公孔令贻，是倒数第二代衍圣公，他倍受皇恩。在京为慈禧太后祝寿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又赏穿带嗉貂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所受清代的荣典一切照旧，颁给衍圣公孔令贻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孔令贻于1919年病逝北京，1920年2月其遗腹子孔德成出生，4月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衍圣公。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令孔子嫡系裔孙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至此，延续了八百多年的衍圣公封号被废除。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的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为利用，成就了孔府天下第一家的美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叹为观止了。

而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孔子思想作为文化交流方式方式重新焕发新机，孔子影响力的也越来越大，孔子学说已走向了五大洲，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