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先生

命意新奇与“惊颤效果”

——杨万里《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

李元洛

创造，是艺术也是诗歌的生命。古希腊文中的“诗”本意就是“创造”，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曾说“诗清立意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曾通过宝钗和黛玉之口，反复申说“头一件立意清新”，“第一是立意要紧”，“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这些都可视为中国古典诗论提出的“诗以独创为贵”的主张。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创造的季节，柳眼桃腮，报道早春姹紫嫣红的花信，给人以生机盎然之感。富于诗性思维的创造性的诗歌，即使经历千年百载的风尘与尘封，一旦展现在当代读者的面前，也会激起惊艳之喜和如临早春般的愉悦。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七古《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就是这样一首富于创意而历久弥新的作品：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

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

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

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

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

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

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

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

诗的创造，既包括诗人对生活新的审美体验，感人之所未感，见人之所未见，也包括对新的审美体验通过诗语言作新的艺术表现，不与前人和同时代人雷同，努力别开蹊径，如苏东坡所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惠洪《冷斋夜话》），力求获得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所说的“陌生化”的效果，也即“特意化”或云“奇异化”。因为过于熟悉则往往缺乏审美的新异的刺激力，而一定程度的“陌生”，却可以构成读者不即不离的审美心理距离，让读者怀着期待与探求的心理而进入诗的世界去寻幽探胜。从题材的角度来看，诗人的创造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抒写新的题材和新的艺术感受，因为不断开拓题材领域，是诗人的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抒写旧的题材而有新的艺术感受和新的开拓，也就是说，有才华的诗人敢于写别人写过一千次的题材，因为他能够作一千零一次新的艺术表现。杨万里的这首诗属于后者，可以说是老题材的新创造。

碧海青天的明月，早就光临于我国的神话传说之中了。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有“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的说法。“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一轮明月也早在《诗经》的《陈风·月出》篇中冉冉升起，照耀着中国诗史，流泻着它万古不灭而令诗人们心慕手追的清辉。的确，明月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吟咏不绝的美的对象与意象，没有写过月的诗人大约不多。在杨万里之前，从《古诗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到曹植《七哀诗》的“明月照高楼”，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到李后主《虞美人》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从晏殊《蝶恋花》的“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到辛弃疾《西江月》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历代诗人写月之作，早已汇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月世界。

杨万里在前人许多写月的名作之后，再来尝试这一古老的题材，如果想使读者开颜而不是皱眉，开心而不是郁闷，就非别裁妙想而另开天地不可。在杨万里现存四千多首作品中，写到月的不少，但我以为冠军之作理所当然应该是本文赏析的这一首。这一作品，即使置于古代写月的佳作之林中，也一枝特秀，和最善于写月的李白的诸多作品相比，也绝无逊色。李白爱月，他现存的作品约有千首，与月有关的同义词如飞镜、白玉盘等约有五百之多，而沾了月亮的光的有三百八十二首，占其作品总数约百分之三十八，其中的名篇俊句至今使人余香满口。罗大经是杨万里的同乡晚辈，他在《鹤林玉露》中记载，他十余岁时听到杨万里吟诵这首作品，并说“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杨万里在宋代就有“小李白”之美誉，他对这一作品的自诩，也可看到他向李白挑战而力求创造的艺术的勇气。

这首诗的创造，首先就在于诗人对月这一“原型意象”赋予了新的美感内涵。西方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和方法之一，是原型派文学批评。加拿大批评家佛莱是原型批评学派的权威人物，他认为原型就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的相同之处就在于表现了一种普遍的基本的形式。可以说，“月”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是一个原型意象，在杨万里之前，不同诗人笔下的月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形式：一是月与美人融为一体，从诗经中的《陈风·月出》到李商隐《霜月》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就是如此；二是营造出一种凄清哀怨的情境，如杜甫《梦李白》的“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就是这样；三是表现一种怀乡思亲的情怀，如李白的《静夜思》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可谓代表；四是由明月之永恒与人生之短暂的对照，抒写关于人生和宇宙的哲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把酒问月》与苏东坡的《中秋月》，均堪称典型。

“狂歌谪仙词，三杯通大道”（《读白氏长庆集》），杨万里是一位师法前贤的诗人，更是一位崇拜创造的歌者，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他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于是，他的这首月诗便有了不同的面貌和鲜明的个性。“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诗一开始，就鲜活地创造了月的心急嗜饮和浪漫不羁的意象，这是前人未曾写过的。月比渴急的诗人更急，酒落杯中诗人尚未沾唇，它就一头栽了进去，不仅自己如此，它还领着青天一道而来，以致自己和青天都被酒蘸得湿漉漉的了。月不仅解饮，而且善解人意，可助诗情：“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如此旷达豪放颇具传奇浪漫色彩的月意象，正是诗人创造性诗性思维的结晶，读者在此之前见所未见，读来当然耳目为之一新。

这首诗引起读者审美惊喜的还有想象的新创。杨万里此作有意追踪李白，李白具有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力，他写月的诗数量多，质量高，如果要在古代诗人中专题评选，冠军自然非他莫属，连写月同样出手不凡的杜甫，也要逊让三分。杨万里尽管雄心勃勃，大约还不敢和李白全面较量，但他却决心单打独斗，在一首诗中和前贤一较短长，取胜之道就是避免艺术思维的求同性，发挥艺术思维的求异性，力求想象的新创，而他果然就是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成功。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审美的移情作用不仅使本来无生命的月具有活泼泼的生命，而且使诗人的想象鼓翼而飞：“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本来是青天明月倒映在酒杯之中，现在却被诗人想象为青天是被好事的明月领来的。“月”与“天”原来都是视觉意象，但在诗人奇妙的想象中，都有了“蘸湿”的触手可及的触觉，西方现代派诗歌所艳称的“通感”，在中国古代杨万里的诗中原来早已有令人惊喜的演出了。李白《月下独酌》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富于独创精神的杨万里却不怕唐突诗仙，为明月代言：“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这不正是创造性思维中的逆向思维的表现吗？前人写月，张九龄说：“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望月怀远》）唐诗人于良史说：“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春山夜月》）他们只说掬月或是捧月，连心高气盛的李白也只能把月作为朋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而杨万里却另有豪情和酒兴，幸亏他不是“酒驾”而是去“驭诗”，竟然“大放厥词”：“举杯将月一口吞”、“月入诗肠冰雪泼”、“酌酒更吞一团月”！血液中测出酒精的驾车者是要受罚的，诗人写诗则恰恰相反，这种前无古人的胜概豪情与奇特新创的审美幻象，如果李白地下有知，也许会要一跃而起，拍拍杨万里的肩膀表示十分赞许吧？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在《论美》中曾经说过：“要用‘美’这个词来称呼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须引起你的惊赞和快乐。”20世纪德国美学家、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本雅明，在评论法国19世纪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时，提出“惊颤效果”的理论。他认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让读者在观赏中感到惊异与震颤，也就是审美的惊异感和愉悦感。这一说法，和伏尔泰的观点一脉相通。本书在序言中引述明代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他在序言中记述自己初读徐文长作品，“读未数首，不觉惊跃”，“读复叫，叫复读”，这也正是作品的“惊颤效果”的表现。旧诗一读一回新。天海上每夜升起的，是万古如斯而光景常新的月亮。杨万里的《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写于诗人退休家居之后，已是如杜甫所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年。“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明代诗人、学者陈献章在《元旦试笔》中如此说过。老诗人在新岁月写出的这一富于独创性和青春活力的作品，令人惊奇和喜悦，闪耀的是千古常新的光芒！

选自《诗国神游一一古典诗词现代读本》

李元洛著/中华书局二O一七年十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