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禹东

作者：李禹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名作家。2010年6月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散文集《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近年，他开始了对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其中中西方文化沟通，是李禹东这个青年海归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于2016年加入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

《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是李禹东为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和一战中付出血汗的华人劳工撰写的长文，全篇45000余字，将在“察哈尔学会”各大平台持续连载。

《华工》

（高文爵中国劳工系列作品之一，2018年作于北京，以纪实的手法表达对百年华工的纪念。）

3

1917年2月24日这天，平静的地中海上，一艘来自德国的潜艇，朝着它尾随已久的目标，发射了一枚鱼类。随后，那深邃的大海被震颤了，那安详的波涛，泛起巨大的浪花。海面上闪烁着一道火光、响彻着一阵哭喊。火光中，一艘名为“亚瑟号”的法国邮轮，被鱼雷击中了。哭喊中，它摇摇晃晃地、不知所措地、慌里慌张地——忽然倾斜，又忽然一个猛子，栽入那浩瀚的大海中，化作一段无名的记忆、或一具冰冷的骸骨，就这样，静静地、默不作声地，长眠于此。

而就在那邮轮狭小的船舱中，543名远道而来的中国小伙子，永远停止了呼吸。

他们中多数人目不识丁，更不可能去了解那个时代的国际大势，也并不清楚那即将降临在眼前的灾难。他们多数来自山东——在那片不足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800万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民。他们并没有什么野心，也并没有太多“本事”。然而，他们善良、淳朴，他们远渡重洋，只是想通过出卖体力，为一家老小，多谋几顿饱饭，过上几天好日子。

他们也并不知道，当他们登上那艘驶向远方的轮船，走进那狭小、憋闷的船舱时，他们的生命，便已不再只属于自己——他们是那身后弱小的祖国，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博弈的筹码。是四万万忍辱负重的同胞，对于未来的希望。

中弹的邮轮，沉没了。

他们再也无法见到温情的妻儿、回到那遥远的故乡。他们健壮的身躯，将在冰冷的大海中，静静地长眠、缓缓地腐烂。

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但时光如梭，他们的后人，将不再想起他们的名字，甚至连那一串串镶嵌在铜箍之上的数字，也终将随着岁月的更迭，被遗忘、被尘封。

他们成为了第一批阵亡的华工。

——但即便如此，在他们的身后，更多的邮轮、更多的同胞，却依然行走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 …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想要获得一个与世界公平对话的资格，对于一个弱小的、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古老国度而言，绝非易事。

1914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早些时候，经过一番论证，北洋政府当局高层，便已决定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协约国”一方最终的胜利上。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大员——时任大总统袁世凯高级幕僚、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很快便亲自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中国以“协约国”身份参战的可能性，进行了一番对话。对话中，梁士诒代表中方提议，中英两国军队，可趁德国无暇东顾之机，出其不意，共同在亚洲开辟战场，而后将自1897年以来，便为德军所占领的青岛一举拿下，并将其与奥匈帝国的舰队，一齐消灭在胶州湾的海面上。

诚然，对于这一提议，英国人不愿、也不可能接受。试想，一个最早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的帝国主义列强，一个在中国乃至全亚洲，遍地殖民的入侵者——它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允许它所侵占和掠夺的国度，拥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利？对于那场战争接下来的发展，他们尚且没有充分评估。据说，那时的英国人，甚至一度有些傲慢地认为，这场战争，远没有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糟糕，只需要经历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被他们终结。但对于允许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的后果，英国人却有着自己独到的担忧。

——和任何一个压迫者一样，他们生怕自己所压迫的对象，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从他们那贪婪的魔爪中挣脱，成为与之平等的对手。允许中国加入到协约国一方，在英国人看来，就等同于在未来的世界新格局中，给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家伙们，预留了一个重要的席位。

这，对于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朱尔典拒绝了梁士诒的提议。在这次会话之后，中国人没有能够顺利地参与到战争当中去。然而，就在这时，英国人的盟友——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却看准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趁虚而入，一举击溃了德军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进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蛮横地要求中方将他们认作是德国在华权益的“天然取代者”。

没有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什么人会予以同情。被中国人寄予厚望的欧洲列强，无一不是这场侵略行动的默许者。弱小的中国无处喊冤，沸腾的民众，唯有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凭借满心的爱国热情，与之抗争。

然而，这一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却又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1915年1月18日，在一次与中方的秘密会谈中，蛮横的侵略者，露出了贪婪的嘴脸。他们向中方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并语带威胁地要求对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清单上的内容，共有五项，分别是：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界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将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份清单的具体条文，共有二十一款。在那一段段属于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中，它冷冷地勾勒出那无力、弱小的中国人，又一份耻辱记忆的轮廓。

在历史上，它们被称做——“二十一条”。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而这屈辱的条约，去愈加逼迫着那饱经风霜的国度，下定决心，走上了一条艰难险阻的漫漫长路。

1917年，满载着华工的法国“亚瑟号”，因遭到德军潜艇的袭击，葬身海底，全船543名华工，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但在他们身后，越来越多的邮轮出港、启程，坚定地驶向大海、坚定地向那未知的远方，乘风破浪… …

4.

1915年5月25日，经过了一番博弈，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前四号条款。有人认为，之所以向日方作出如此重大的妥协，只因那时的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封建复辟、想要自己来做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要做到这一点，他又不得不首先讨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对于这一观点，后来的历史学家颇有一番争论——但不论怎样，即便此时此刻，这位热衷于投机的政治家果真怀私携诈，面对眼下的危局，他也不得不想出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办法。

因此，有关参战的议论，便又一次被提上了议程。

1915年5月，袁世凯总统的特别代表接受“二十一条”

可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弱小的国家，又什么时候，拥有过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为达到目的，北洋政府做了周密的部署。就在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伤亡一日更甚一日的节点上，11月6日，他们照会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正式对德宣战的计划。而为避免日本人从中作梗，中方还同时请求英、法、俄三国，以协约国的身份，邀请中国参与到战争中去。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投其所好、趁列强有所求时，将中国的因素，投至其中。

很快，为增加参战的筹码，北洋政府通过梁士诒，经香港，以秘密的形式，向英军支援了至少三万支枪。这对战火纷飞、减员严重的欧洲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此，协约国纷纷表示欢迎。而在那使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低头妥协的危机中，对于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作为协约国集团的一方，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开始松动。

然而，这一切，都被身居远东的日本人看在眼里。远在明朝的时候，这座岛国的领导者丰臣秀吉，便已对她垂涎欲滴。征服中国，那是他们穿越几百年的梦。时空轮转、朝代更迭，但这梦，却始终不曾褪色。近代以来，他们凭借着“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运动，利用发展近代工业、教育、军事，从而跻身列强之林。1895年，他们打败了清朝号称“远东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逼迫满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尊严尽失的《马关条约》——而这新兴崛起的

东亚帝国主义列强，却又将昔日的野心重新拾起。

中国人想要参与到“协约国”一方去，尚未将其分而食之的日本，又岂能同意？

他们向协约国提及了一个看似有些荒谬的观点：他们声称，东亚人的体质，不适合在寒冷的欧洲山林作战，故而既不会允许本国军队前往欧洲，亦不赞同中国军队挺进战场。日方所需要的结果很好理解。他们既要保证自己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又坚决反对未来重组的国际秩序中，把任何平等对话的席位，交给中国人。

为此，他们甚至还曾向协约国暗示，声称一旦中国派兵参战，日方将很可能将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不过，精于算计的日本人，这一次，却并没能把问题算得周全。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担忧，中国人早已有所准备。身居北洋政府高位的梁士诒，除去武装参战之外，早已为中国参与战争一事，部署了另一个方案。

早在6月间，他就开始尝试带着自己的构想，私下与英、法两国沟通和洽谈。当由“武装人员”参战的提议遭到拒绝后，被逼到绝路的梁士诒，突然斩钉截铁地决定，将“武装”二字去掉，直接派遣一批工人前往战场，以辅助其作战后方的生产与劳作。

即将前往法国的华工

而这些工人，就是后来的“华工”。

傲慢的英国，再次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但身为主要战场、伤亡惨重的法国，则很快就表明了其支持的态度。

1916年1月17日，项目启动了。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派遣一位“农学技师”，前往中国负责招募华工。此人名叫陶履德，本是一名退役上校。在这里，他所代表的，正是法国政府。

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北京和天津的部分地界上，德国与奥匈帝国依然驻扎着自己的军队。介于此，中国不得不依然在名义上坚守中立，避免其敌对力量借题发挥，从而愈加扩大对中国的伤害——这便是代表官方的陶履德上校为何要以私营企业“农学技师”的身份，而非其军方身份前来的主要原因。

经过北洋政府方面的配合，一家叫做“惠民”商业公司“私营”公司在北京开业了。这家公司的身影，很快就在天津、江苏浦口、香港、山东青岛等地遍布开来。

而它，就是法国人用以招募华工的平台。

于是——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它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身为主战场的法国，国内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为惊人的13.3%和33.3%时；就在互不相让、血肉横飞的战争造成了法军尉级以下军官，甚至无法在战场上存活三个月的惨状时——黄皮肤黑眼睛的他们，终于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