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志远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按兵不动。”后来又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讨来国内一片骂声。可随着日军的得寸进尺，亡我中华之野心日益凸显。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愈加坚决，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具有很强烈的民族大义的。

（正在给军官演讲的蒋介石：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城，中国的首都沦陷，日军在南京城展开了大屠杀。在中华民族史上这是一次大劫难。蒋介石作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此后，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态度。到了重庆，他明确了抗战态度：抗争到底！蒋介石在重庆发出一份全国电令，称中国军队撤出首都南京，是为了为抗战积蓄实力，不会影响我们坚决反对和抵御日本侵略的暨定国策。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宣传策略，这份电令是民国政府在刻意逃避丢失南京的责任。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它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众的抗战信念，为中国保存希望。在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国民党主要高层的态度是反对和谈。不仅拒绝了德国方面的调停，而且不断压制国民党主和派的势力。

（主张对日和谈的汪精卫，后来叛变成了大汉奸）

在几十年前，中国也发生了类似迁都或议和的历史事件。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康有为给李鸿章上了一份奏折。一个主张是主张继续开战，坚决抵制日本；第二个是主张迁都，将西安变为首都，北京为陪都。保存实力，和日军打持久战。第三个康有为极力推荐变法图强。可清政府哪个建议都没有接受。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赔付巨额白银，丢失台湾。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后，国内危机重重。蒋介石终于认识到了抗战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明确态度：必须反抗，不能议和，拒绝日本政府的逃跑要求。后来蒋介石根据局势，又作出了迁都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蒋介石是顶着压力作出的。当时国民党内部高层情况非常复杂。从南京刚到重庆不到24小时。蒋介石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宋子文，何应钦，汪精卫等人。议和还是抗争，大家意见不一，各有各的理。但主和的人，占据大多数。

（汪精卫，图片来源于网络）

汪精卫早在辛亥革命后，就是十足的亲日派，对国内军力信心不足，认为以中国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日军抗衡。这个时候，汪精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曾表示：南京沦陷，死伤无数，你已是人民的罪人。你蒋介石已经不行了，不如让我出来，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一个新机构，与日本人和谈，减少伤亡。

其实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就已经动摇了，多次在公开场合和日本人搞暧昧。他口中的新机构，既不属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是中国一部分亲日派准备成立的所谓新政府。他是想以自己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和日本人和谈。蒋介石听到后，既果断又气愤地说：“不可以！和谈绝对不行。”

（主张对日和谈的居正，曾表示可以代替蒋介石签字）

时任重庆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跟蒋介石说，南京沦陷了，在打下去，我们根本消耗不起，同日本人谈判，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居正甚至说，如果你不敢在和谈条约上签字，我居正代表政府去签，与你蒋公无任何关系，你不是历史罪人。就连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也劝蒋介石，尽快和谈。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后，慷慨激昂地道：“孙总理给国民党带来的革命精神是为中国追求平等和自由，不是向敌人屈服投降，不管谁签字，谁和谈，都是千古罪人。我们的危险不在日军，而在我们内部。”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深知抗战艰难，但他也清楚投降后中国会更加艰难。在蒋介石从政的诸多国策政策中，坚持抗战是其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