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康熙就会想到微服私访，但微服私访这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与影视剧中不同的是，康熙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可不是玩，更不是因为闲的。

虽然从1684年到1707年的六次南巡，康熙表面上都是在关注水患治理工程，但从头到尾，他的主要意图其实都是考察南方社会的稳定情况。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民族矛盾问题。事实上，汉人反满的情绪一直在减弱，这从康熙在南巡时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比如1684年第一次南巡，康熙要很顾及汉人感受地绕开扬州、嘉定等发生过激烈民族冲突的地方，而且满口引经据典，营造自己良好的亲汉形象；但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已经不需要在行为上特别拘束了，他不光回归了善骑射的满人形象，而且曾丢下随从，独自与百姓交谈。这就是微服私访的原型。

但就算这样，康熙也依然无法将民族矛盾问题抛之脑后。康熙当然不是在杞人忧天，因为他很清楚，汉人的反满情绪无论怎么减弱，也不可能根除的。就像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众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还有那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清社团，更是屡禁不止，暴动也时有发生。所以，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后，康熙开始让派驻在南方的上三旗包衣承担起政治密探的职责，其中就包括曹寅。康熙之所以选择不再南巡，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南方或湿热或阴冷的气候，对他这个常年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一直是个挑战，而当他年过五十后，更是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设立政治密探，保持对南方的控制力。

其实，作为织造的曹寅，一直都是皇帝的耳目，但密探的职责要比之前更进一步。史景迁认为，曹寅开始担任密探的时间，大约是在1708年3月，他不是康熙的第一个密探，也不是最后一个。早在1704年的冬天，曹寅就曾发现扬州高旻寺的一位僧人有向皇帝秘报的权力。很明显，僧人并不具备对时政品头论足的能力，他能向皇帝汇报的，只有官员的言行与民望。曹寅也是一样，之前他给康熙的奏报都是关于地方的政务与琐事，但从1708年开始，对封疆大吏的监视与品评就成了常态。史景迁查阅主仆两人的往来信件，发现在谈论起官员时，康熙的用语都相当直白，可以说是从这开始，曹寅才真正成为康熙的心腹。

在大家的印象里，雍正才是专制集权的代表，但事实上，很多集权的手段在康熙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政治密探就是其中之一。曹寅的密探生涯只进行了四年，就因病故去，但就是这短短的四年中，曹寅在密探的角色上尽心尽力，对康熙的信任报以诚挚的回应，两人的接触也因此变得非常直接而且私人。比如在1710年曹寅患上眼病时，康熙写信给出了用药的建议。史景迁就注意到这个建议非常务实，因为康熙建议的用药是常见的地黄，而不是既昂贵又难找的人参。或者1711年的科举舞弊案发生后，身为帝王的康熙，在信中直白地向作为奴仆的曹寅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史景迁认为，不论康熙运用的是治术还是权术，对臣子的驾驭都堪称一流。

曹寅死后，康熙对曹家依然十分青睐，不仅对曹寅遗留下的巨额亏空持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且让曹家人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同时负责政治密探工作。但很可惜，曹寅后代的办事能力远不能达到康熙的期望，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进行得一塌糊涂，所以对于强调能力重于一切的康熙而言，曹家开始失宠。但不得不说，康熙对曹家还是很宽容的，就算心中不快，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利于曹家的事。但奴仆唯一的依仗就是主子，所以在康熙死后，失去靠山的曹家，最终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中落了个被抄家的下场。

康熙在性格上有着近乎偏执的控制欲，这让他在处理政务时喜欢面面俱到，所以织造这个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之外的职位，才一直被上三旗包衣占据，并成为康熙的耳目。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力与忠心，所以他对贪污腐败的态度一直很宽容，从不严格区分责任与利益。也正是因此，在曹寅死后，当曹家后人的办事能力无法再达到康熙的预期时，曹家就开始失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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