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年来，在网上经常看到一种奇葩的观点，就是把明朝的灭亡说成是所谓的“东林党人”制造的大动乱，这些三无网文甚至煞有介事的编造出了“东林党”危害国家民族的种种罪行，又胡说什么“东林党”是明朝末年江南大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代言人，甚至是整个明末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级的政治利益代言人，他们自私自利，寡廉鲜耻，卖国投敌，千方百计的维护地主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破坏国家的种种大政方针，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才是国家的顶梁柱，崇祯皇帝铲除阉党是自毁长城。应该说这些说法是极其荒谬不经的，是彻头彻尾系统性编造出来的低级谎言。这些低级谎言能够大量传播，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互联网空间，被一些明史爱好者当作信史，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所以对于“东林党”的历史真相，现在很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澄清。

在明末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政党或者政治组织真正存在过。

所谓的“东林党人”是被魏忠贤和客氏所迫害和打击过的政敌，或者一切反对魏忠贤和客氏专权的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治领袖，也从来就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魏忠贤和客氏为了打击他们的政敌，指使手下党羽搞出了一个《东林点将录》，还有《东林党人榜》、《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这些黑名单，把当时反对他们的大臣都打为“东林党”。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人，比如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曾经组织重修了无锡东林书院，并且长期在东林书院讲学，抨击明末政治黑暗和针砭时弊，所以魏忠贤就把他的政敌命名为“东林党”，所谓的“东林党”就是魏忠贤等人这样制造出来的。魏忠贤等人编造出了妄议朝政和诽谤朝政的“非法组织东林党”，就还得继续编造“东林党”的罪行，所以又指使党羽编纂了《三朝要典》，全盘推翻了早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内容多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陷害忠良，谄媚魏忠贤与客氏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就必须要说清楚一个情况，所谓的“东林党”只是被魏忠贤和阉党所指控的一个非法政治集团，他们并无固定的政治领袖，也从来就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甚至连哪些人算是“东林党”，哪些人不算是“东林党”，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魏忠贤等人在《东林点将录》中参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说法，也列了一百零八名明末官员为“东林党人”，并且还照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头衔给他们排了座次。应该说这种对“东林党人”的定性和做法本身就是极为荒诞的。而按照“东林党”中所谓的骨干分子顾宪成等人的说法，“东林党”总共就是八个人，即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他们因为经常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和评议时政，而被人称为“东林八君子”。

现在的网友普遍把“东林党”想象成是明末江南大地主阶级、大官僚阶级的政治利益代言人，甚至说成是整个明朝末年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政治利益代理人，网上确实也有部分“历史发明家”在长期兜售这种观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早就已经离题万里了，这种凭空想象和发明甚至比当年魏忠贤给“东林党人”编造的罪名都还要大了无数倍。

在旧中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非如此，则不能接受足够的教育考取功名。即使有少数早年出身贫寒的士子和部分早年出身贫贱的武将，在他们获取文武官职以后，也就获取了荣华富贵，而跻身进入了地主阶级的行列。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官员，或者所有的统治阶级成员，都属于地主阶级中人，这是没有例外的，而皇帝才是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即使是如魏忠贤和客氏这样的阉党中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本身也是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级。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就被封为世袭的宁国公，拜太师，享受的各种待遇和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是一样的，仅他的封爵就高过所有黑名单中的“东林党人”。魏忠贤另一个还不满周岁的侄子魏良栋也被封为东安侯，太子太保。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为锦衣卫都指挥使、其弟客光先为锦衣卫都督同知、其侄客璠为锦衣卫指挥使。至于魏忠贤本人，更是权倾天下，被尊为九千九百岁，全国各地都在给他建立生祠，穷尽奢华，用金玉珠宝来充作魏忠贤像中的五脏六腑。甚至有魏忠贤的党羽向朝廷建议，要将魏忠贤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并列，同坐孔庙。胡说什么文盲太监魏忠贤指使人编纂《三朝要典》与孔子著《春秋》为万世立法具有同样的历史贡献。明熹宗虽然昏暗无知，也被这个建议吓了一跳，而不敢答应。魏忠贤的弟侄宗亲，如魏志德、魏希尧、魏希舜、魏希孔、魏良才、魏良辅、魏希孟、魏鹏程、魏良弼、魏钊、魏抚民等也官至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指挥使等要职，其甥傅之琮、冯继先并都督佥事，姻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等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官。魏忠贤门下，又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心忌张皇后贤明，乃指使大臣交章诬陷其父，欲废后。

所谓的“东林党人”只是当时地主阶级和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因为反对魏忠贤的专权，或者因为不依附于魏忠贤，而被打成的“东林党”。这些“东林党人”的成分是极为复杂的，其中既有忧国忧民、揭露社会黑暗、敢于犯颜直谏而被杀害的忠臣义士，也有夸夸其谈、热衷名利、投机政治的小人。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甚至连“东林党”这个群体究竟包括哪些人，都是没有清楚定义的，他们中很多人也并不是网友想象的江南人，所以说他们代表江南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级的政治利益，纯属牵强附会。实际上，不仅当时的“东林党人”内部矛盾重重，就是同属江南地区被称为“浙党”的明朝官僚和知识分子，当时也是依附于魏忠贤的，他们和山东籍的官僚“齐党”都参与了对所谓“东林党人”的迫害。所以把当时的“东林党人”说成是整个明末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就更是荒诞不经了。

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政治干才漕运总督李三才被魏忠贤等人在《东林点将录》中，安排为“东林党的领袖”，坐第一把交椅，称“开山元帅、托塔天王李三才”，可是这个李三才实际上是陕西人，并不是江南人，也没有到东林书院去讲过学。因为治理淮河有功，升迁为户部尚书。后来就主动辞官，一直在家中闲居，朝廷几次想起用他，都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作罢，天启三年，他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南京户部尚书，还没有赴任就死了。因为和掌权的宦官有矛盾，所以李三才被魏忠贤等人定为“东林党人的领袖”和“开山元帅”。而李三才自己表示，他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林党人”，更不是什么“东林党人”的领袖，也从来没有加入过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陕西人李三才怎么就成了江南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

明末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是《东林点将录》中魏忠贤等人认定的“东林党第二号领袖人物”，被称为“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叶向高是福建人，属于华南，也不是真正的江南人，他曾经在万历时期长达七年时间独自担任阁臣，因为万历皇帝不理朝政，所以叶向高连续向万历皇帝写了六十二道要求辞职的奏章，终于恩准其回乡闲居。天启元年，叶向高又被召回，担任首辅大学士，因为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和掣肘，不甘受误国之骂名，又连上六十七道奏章请辞，后获准还乡，病逝。叶向高因为是元老重臣，又两度出任首辅，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政敌，所以被打成“东林党第二号领袖人物”，实际上他和在无锡的东林书院毫无关系，在政治主张上，他和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也完全不是一路人。

著名明史专家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指出：“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作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编成《东林党人榜》，开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启五年呈报朝廷，由专擅朝政的魏忠贤把它向全国公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

《东林点将录》中认定的“东林党第三号领袖人物”，是所谓“总兵都头领、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赵南星是河北人，也不是什么江南人，官至吏部尚书，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官，此人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朝的危亡，所以他和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政治上有一些共同语言，因为反对魏忠贤专权，而被列为东林党第三号领袖人物，后被下狱，流放，死于戍所。

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抗清名将、大学士孙承宗，因为不愿阿附于魏忠贤，完全不买阉党的帐，又因为手握兵权和德高望重，为魏忠贤所忌，所以也被列为“东林党人”，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地短星出林龙孙承宗”。孙承宗是河北高阳人，在对清战争中，构筑关宁锦防线，收复失地四百余里，因遭魏忠贤排挤，辞官回乡。崇祯元年，蒙召启用，重镇山海关，袭扰敌后，迫敌出塞，收复四镇，再整关宁，因部将祖大寿兵败降清而遭廷臣攻击，再次辞官回乡。崇祯十一年，清军进攻高阳，孙承宗率领全城百姓及家人固守，城破后自缢而死。

由于抗清名将、民族英雄袁崇焕曾经是孙承宗的旧部，又与所谓的“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关系较密切，所以袁崇焕后来就也被说成是“东林党人”。

钱龙锡是松江华亭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他算是真正的江南人，早年担任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南京吏部右侍郎，后来因为得罪魏忠贤和客氏被扣上“东林党”的罪名而遭到革职，崇祯继位以后，他出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算是执政大臣之一，向崇祯皇帝举荐袁崇焕为蓟辽督师。袁崇焕下狱以后，钱龙锡遭到魏忠贤余党的攻击，说他和袁崇焕暗中勾结满清，图谋不轨，又诬陷钱龙锡煽动祖大寿叛乱，由此被判死刑，后来虽免死罪，但被长期关押，最后发配定海，南明时期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不久病死。袁崇焕一案发生后，崇祯皇帝又开始疏远所谓“东林党人”，用曾经阿附魏忠贤的温体仁、薛国观等相继柄政。

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其父黄尊素，天启初任御史，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下诏狱，受酷刑死，所以黄宗羲父子也被说成是“东林党人”。

明末儒学宗师、大书法家、铮臣、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黄道周，因为在魏忠贤专权后，一贯与魏忠贤作对，后又拂衣辞官，所以也被打成“东林党人”，在《东林党籍考》中被列为第二百六十二位“东林党人”。

抗清名将熊廷弼在王化贞广宁之战惨败后被逮捕下狱，因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向魏忠贤行贿，也被打成了“东林党”，实际上熊廷弼不仅不是“东林党”，而且还和当时所谓的“东林党人”矛盾重重，甚至势同水火。这个案子又牵扯到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名明朝官员，他们被说成是熊廷弼的党羽和包庇者，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逮捕，这些人之前就反对魏忠贤和客氏专权，是魏忠贤早想除掉的对象，六人均受酷刑，死于狱中。又杀熊廷弼，传首九边，杖其姻亲御史吴裕中至死。尚书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被列为东林党，革职，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二十余人被发配，朝署一空。

那么了解了上述历史背景以后，我们应该清楚明末的所谓“东林党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了。其实《明史·宦官列传》中已经把这个情况讲的很清楚了，“（崔）呈秀乃造《天鉴》、《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也就是说在魏忠贤专权时代，只要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就会被扣上“东林党”的罪名而遭到政治迫害。明末被打成“东林党”的人甚多，他们的故乡籍贯、政治主张、道德操守各不相同，除了受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政治迫害这一共同点而外，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政治诉求。明末大儒黄宗羲在讲到这段历史时，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少垆，於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於域中，延於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意思是真正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不过是几个人，其影响力也就是在无锡境内，哪里能够搅动到远在北京的政坛风云？所谓的“东林党”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组织，是政治上用来陷害人的罪名！历史不能瞎说，更不能由历史发明家来任意篡改和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