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我努学社顾问，兼任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山学社、党史学会、宗教学会、新四军研究会、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等。著作有《中国近代社会史》、《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等20余种。

1903年，张謇从上海出发，访问日本，长崎是第一站。访日结束，他又经长崎返回上海，关于张謇这次访日之行，一些学者有所论述，其中主要有章开沅:《张謇》（《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汲古书院1998年)、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等。但章开沅未提长崎之行,熊、汪也只述及他对长崎教育的考察。为此,笔者草就此文,姑作补充。

闰五月初四上午8时张謇再次抵达长崎,在访日行将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他还接着阐述了政治、教育和实业三者的关系,指出:“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就中国国情而言,“救亡图存,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仅仅者矣”。

不过,张謇对于日本教育的评价并非全盘肯定,他的好友罗叔蕴在上海借钱给日本人森村要,后在长崎查知此人狭邪底细,索钱遭拒,他就此事发表评论说:“旧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问( 间? )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查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他认为:“以此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貌、小车无軏之行矣。”这为我们理解张謇所说日本“商最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南通女师范第九届毕业生合影

六月六日清晨5时张謇乘轮由长崎抵达上海,“是日顺风乘潮,故速”。其“纱厂账房已移十六埠南码头太平马头弄内”。在此之前张謇多次到过上海,这时上海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产业,就是在访问日本时,他也没有忘记上海。他五月初五的日记上有“寄上海讯”字样。闰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第一句话就是“寄三兄及上海讯”。同月十日他从上海东归故乡时,过狼山遇雨,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万里归来旅思清,八旬凉燠数归程。洪涛轩涌岸都失,骤雨飞过山忽明。时为近乡询早燎,不堪听客数科名。年来寇盗真充斥,此日江干甫角声。”兴致勃勃东游归来的张謇还没有回到家乡,满耳听到的是天灾人祸、群起造反的消息。看来以日为师,在家乡大力振兴教育和实业,比在长崎甚至在上海要困难得多、艰辛得多。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一年，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五月二十八日(6月2 3日)张謇乘轮抵达长崎到六月六日(7月2 9日)回到上海,这段时间正值拒俄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开展之际。这场运动的主体是上海等地和旅居日本的青年学生。同年春张的一些小同乡创办了宣传推翻清朝、进行民族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月刊——《江苏》。6月底7月初上海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然而所有这一切张謇的东游日记都无只字提及。他在日本期间走访一些留日学生,宾主双方闭口不谈拒俄运动,更不要说是反清革命了。当留学东京和上海的学生相继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使教育更多地与军事乃至于革命联系起来的时候,张謇仍在大谈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看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张謇的身份、他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治主张，所有这一切又是在情理之中不难理解的。

张謇考察日本之后写下的著作《癸卯东游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