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战国和汉晋时期，在这个时候，造纸术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形成娴熟的制作技术，所以纸张没有成为当时的主要书写工具，不得不说原因很尴尬。但是当时的已经是文化发展进入文明时期，况且文字也已经简化为广大人民所运用了，对于知识的渴求注定了对文字书写载体的改革。

所以这一时期的书写工具主要是便于携带，不再像之前商周和先秦时期，文字都是刻在青铜器和石头上，虽然利于保存，但是却不利于人们日常阅读和翻阅。竹简制作的书籍就因为能够书写和携带成为了文字的主要载体。同一时期，不仅有竹简作为一种给人带来便利的书写用具，还有木片。木牍是用来书写的木板或者木片，通常的尺寸是一尺见方。既然也提到了竹简，那么我们也简要说说木简在作为文字载体上的区别。

虽然说如果论单片的话，那么木牍的面积是要比竹简大得多了，可是在文字总量上的记载，竹简汇编之后所包含的内容肯定是要比木牍上的文字多得多。在它们的具体分工上，如果是一百字以上的内容会刻在竹简上，作为书籍一样保存，如果是一百字以内的内容就会刻在木牍上，所以说木牍是可以作为公文、律令等的书面记载。以一尺作为木牍的尺寸的就是尺牍，木牍也有做成比较大的形式，叫做业。

我们说的毕业和肄业中的"业"就是指这个意思了，肄业是指在读大板子上记载的书，而毕业就是指读完了大板子书上记载的内容。说到简牍的文献价值，就不得不提到历史上简牍的出土情况。最有名的一次简牍出土是，晋太康二年，河南汲郡的盗墓人不准在偷到了战国魏襄王的墓时，得到数十车的竹书，史称这批竹书为"汲冢竹书"，这批竹书中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先秦的历史，所以对于后世研究《史记》中相关的先秦史的记载，很有价值。

当时的这一大批竹书的出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纷纷将眼光投入到出土竹书的内容研究中去，将其分类得到的书籍有十余种之多。建国以前出土的数量和规模都最为广大的是"居延汉简"，这是一批在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其中的木简数量多达万余支，对于后世研究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相关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国后出土的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木简则是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四千多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次的竹简内容为我们澄清了这两位在军师兵法上的关系，理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出土中也包含着《老子》学者研究其中的内容，为当时流传的《老子》做了校正。文字记载发展到木简，说明书写记载的工具逐渐地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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