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业银行发行的1元纸币，左下角哈尔滨三字右侧就是著名的“天良”戳，张作霖当年看过票样后说：“咱们发票，他妈的是凭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要盖上‘天良’戳子。”所以早期“边业票”是可以通过这个红黑戳子识别的。

张作霖在1921年12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谈话时说：

"我张作霖是毫无野心。我的惟一志向，就是把国家治理好好的，使能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乃外人不察，动谓我有什么什么野心；又说我要复辟，那全是报纸放屁……报纸上的浑诌胡扯，不可听信。"

这番信誓旦旦之后5个月，1922年4月，张作霖即出动12万大军进攻吴佩孚，结果大败亏输，逃出关外，打出了东三省自治大旗。

此后的这个阶段，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省长、财政厅长，终于大展拳脚。

实业方面，1923年耗费巨资开办了奉天纺织厂、呼兰糖厂、弓长岭铁矿等实业，同期大力发展教育，1922年颁布《奉省新学制大纲》，政府拨款成立一大批中等职业学校，次年，成立东北大学，拨付380万元开设实习实验工厂。

《奉天通志》记载，在王永江代省长期间，奉天教育投入逐年上升，1923年为44万，1925年为47万，1926年投入52万，这组数据却也反衬了一个问题。

看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看他的漂亮话，而要看他做的漂亮事。

此前有媒体报道，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曾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如果此令一直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奉天一省的地方支出就很有意思了，不满100万元？

事实上，1923年奉天一省的财政收入总计为3340万元，支出两大项，一为行政费480万，一为军事费2040万，盈余820万元。到1924年，奉天财政盈余则达1640万元。

奉天的财政一下子阔起来了，盈余都超过1916年全年收入了，这还不是建设成就吗？

还真不是王永江建设的作用，而是东三省自治之后，截留了原本应缴中央的盐税和山海关至奉天的铁路收入，有1000多万元。

对了，在这个时期，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建设成就也出来了，东三省兵工厂。

东三省兵工厂正在制造的240毫米口径巨炮半成品

1922年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将奉天军械厂改称东三省兵工厂，开建枪、炮、炮弹三厂，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经费直属张作霖公署，不足则追加。

1925年杨宇霆任督办，又派德国技师赴德购买机器，此后几经扩建，到1928年规模数倍于前，有机器8000余部，职工36000人（厂长陈修和解放后回忆为26000人），枪管钢、炮身钢均能实现国产，年产各式步枪6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野炮、山炮、重炮共150门，枪弹1-1.8亿发，各式炮弹20多万发，以及大量的炸药等。

东三省兵工厂在旧中国各兵工厂中，以1922年建设的炮厂成就最为突出。该厂以民国年号为标识，仿照日本"三八"式，制成"民14式"160毫米重榴弹炮，射程达5900米。还曾试造两门口径为240毫米的榴弹巨炮，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停止。

这个巨大的军工联合体，到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耗资5亿元，仅刚刚开办的1924年，全年经费即达5,010,974元，到1926年，按照王永江的说法，经费已经达到了2300万元。

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志得意满的张作霖会不想着逐鹿中原？

1923年，奉天的军费支出每月增为170万元，仅第二次直奉战争就向三省人民摊派4800万元。整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支出，据外媒报道，达到奉大洋1.5亿元。

到1926年前后，忙于逐鹿中原的张作霖伸手要的军费已经达到每月现洋750万元，每年约需9000万元的地步，仅摊派到奉天一省头上的军费，就包括兵工厂经费2300万、经常军事费用1800万、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1000万，合计5100万元，而奉天全年岁入才3300万，政府手里没钱，只能滥发奉票，金融紧迫万分，几于崩溃。

为了承受快速增长的战费，财政上只能不断加税。

"1924年，奉省各种税率增加1至7成，全年仅增税一项即达2200万元。1926年时，吉林又增税二成，黑龙江省增税一至十成。"（王鸿宾：《张作霖和奉系军阀》）

《盛京时报》1930年12月5日的报道称：

农民缴纳捐税"在一九二三年间时是每垧二元，但是现在即已增加到四元上下了。"

不过，考虑到奉票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涨幅实在不算高。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汇兑券，俗称“奉票”，严格地说是奉票的一种，因为当时在奉天有资格发行货币的官方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共发32种纸币，只不过东三省官银号发行量占据绝对多数。奉票的总发行额年年攀升，1916年底为1508万元，1922年底为3600万元，1924年11月为22328万元，1925年为51372万元，到1928 年更是狂增到130亿元。

1912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奉票120元，王永江1917年临危受命，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后，奉票日渐坚挺，1918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97元，1919年更降至93元。此后，随着张作霖的争霸战争开始，到1926年已升至359元，1927年为957元，1928年更暴增至2,510元，此后每年均翻一番，1930年为10,057元，到1931年，已达到13,483元。（1931年满铁情报机构满蒙调查科《对奉天货币的调查》）

有些人不明白日本金票兑换的意义，觉得地方货币的汇率和通货膨胀没关系。事实上，奉票是一种银本位货币，面额为银元，但其信用并非来自足量的贵金属准备金，而是来自东北的大豆出口贸易，这个贸易的主要二传手就是日本，换回来的也就是这种“金票”，因此，金票某种程度上就是奉票的信用保证。

拿1921年100金票换139元奉票的标准来比1930年，奉票贬值7100%，农民的税负才涨了100%，看起来够厚道了，问题是，张氏政权还规定粮食，尤其是大豆收储必须使用奉票就算，这个商品化的过程，里外里农民还是得被拔掉一层皮。

被扒掉皮的何止是农民。

1919-1923年间，东北全境有油坊115家，到1930年只剩下30家，奉天一省有油坊50多家，1927年即倒闭3/5，当年仅3个月间，奉天城（今沈阳）内就有400多家商户倒闭。

再看看奉天城（沈阳）内的物价。

据宋一夫著《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记录的1924年8月到1926年6月10日的物价变化：

白米，涨幅为158%；高粱，涨幅为140%；面粉，涨幅为209%；猪肉涨幅为291%。

可以说，无论是金融还是实业，或是农业垦荒，1926年都成为整个奉系集团财政、经济的节点，回天乏术的王永江再也支撑不下去，先逃后奏地向张作霖提出了辞呈。

在辞职信中，王永江提醒张作霖：

"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

张作霖览信之后，并未做出息兵罢战的承诺，至此，王永江的改革和建设完全化为泡影，就此隐居金州，不再复出。张作霖对此耿耿于怀，多次对人说：

"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说到此处，再回想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与记者的对话：

张学良："东北老百姓一直怀念我们张家父子，因为，我张家父子从不刮地皮。"

记者："那钱从哪里来呢？"

张学良："粮食丰收时大量收购，冬天再高价卖出去。"

记者："那收购的资金从哪里来？"

张学良："从官银号拨用。"

记者没问的话，我们补一句，要是官银号的票子71元只能当1元用了呢？

不刮地皮改明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