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旧书 嚼滋味 话当年

——京剧剧本《芦荡火种》《沙家浜》重读

张文睿

一本书与读者相遇，多少也是一种缘分吧?

在我收藏的戏剧书籍中，有一册京剧剧本《芦荡火种》，还有一册京剧剧本《沙家浜》。

京剧《芦荡火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64年6 月第1次印刷。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32开，52000字，114页，定价四角三分，印数10000册。扉页书名下写的是：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改编。括号：根据文牧编同名沪剧改编。

京剧《沙家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7年9月第1版。32开，43000字，112页，定价三角四分，印数24000册。扉页书名下写的是：北京京剧一团集体改编。扉页上还有一行字：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

这一版，还不是定稿文本。所谓定稿本，是指1970年5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那一版，包括以后再正式出版发行的单行本、汇编本。

静下心来，前前后后地翻翻、瞧瞧，感觉这两本小册子，值得再读。

京剧《芦荡火种》，的前言，虽仅有1600字，亦可称是一份研究现代京剧的宝贵资料。

文中有这样一段：“京剧《芦荡火种》，是根据同名沪剧（上海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改编的。沪剧本刻画了几个鲜明的人物性格，安排了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为我们的改编，提供是丰厚的基础。京剧本如果有一点成绩，溯本追源，应该首先归功于沪剧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

改编京剧《芦荡火种》，是1963年10月下旬开始的，到正式演出，大概用了4个多月时间。

剧本初稿、二稿的创作过程，汪曾祺先生有过详细的回忆：“我和肖甲、杨毓珉住颐和园龙王庙。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实际写作，只有五天，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见1992年第6期《八小时以外》汪曾祺文《关于沙家浜》。）

经过突击性的排练、彩排，汪曾祺等人着手改第二稿：“参加执笔的是我和薛恩厚。大概是1964年的初春，住广渠门外的一个招待所。我记得那几天还下了大雪，我和老薛到广渠门的一个饭馆里吃过涮羊肉。前后也就十来天吧，剧本改出来了。二稿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引文同上）

从沪剧到京剧的文本转换，汪先生等人是如何完成的呢？

在京剧剧本《芦荡火种》的前言中，有两段文字，细致地阐述了改编者的理念与创作章法。

头一段：“除了对人物、情节作了一些更动之外，主要是为了它能适合京剧的演出。”“比如结构组织，人物的上下场，唱和念的安排——唱和念的作用，彼此的关系：推移、起转、过渡、衔接。”“如何生活化又戏剧化，本色和当行，工整和参差，守格和破格，以及平仄抑扬……”

第二段：“在排演过程中，不断作了许多修改，密针线、去冗词、审轻重、度长短、颠倒裁剪、反复推敲，这差不多都是在排演场里进行。”

在具体文本操作上，汪先生还有两个观点，一是，唱词基本上都是叙述性的，不宜过多的写景抒情，而且要通俗。二是，唱词生活化、性格化，并且能突破原来的唱词格律。

譬如，写“人一走，茶就凉”时，汪先生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五言的，一个七言的。李慕良先生在设计唱腔时，选择了五言的，创作了一段五言流水板，走红至今。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重新修改的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引文同上）

至此，《芦荡火种》定名为《沙家浜》。

两个版本，略有不同。场次、人物的戏份，作了些调整，唱腔有所增补。

细细地想一想，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剧作，达到如此的艺术水准，实属不易。

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创作者写出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有些场次堪称经典，譬如，《智斗》；写出了若干颇有文采、又比较口语化的唱词，生活气息浓、有味道且朗朗上口。譬如：“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在那个到处是“豪言壮语”，或极易“空对空抒情”的背景下，创作者赋予了作品，长久的艺术生命。

补记：有关“样板戏”，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其功过得失。这里转述汪曾祺先生的两句话，供读者朋友参考。

头一句：“我对‘样板戏’总体上是否定的，特别是其创作思想——三突出和主题先行……”（引文同上）

第二句：“‘样板戏’试图解决现代生活与戏曲传统表演程式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些试验，并且取得了成绩，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成为可能。”（引自1989年第3期《文艺研究》汪曾祺文《有关样板戏》。）

作者张文睿小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从事编辑工作，主任编辑职称。编余笔耕不辍，以撰写文化类的评论作品为主。部分散文、随笔作品，刊载于京内外多家报刊。

著有散文集《南北东西茉莉花》、随笔集《二手论语》、评论集《不觉流水年长》、新闻作品集《再回首谁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