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记》里面提到“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从一位又一位老师那里学来的。

今天是教师节，大家都在感谢和回忆自己的恩师。对于傅老师来说，影响傅老师一生治学生涯的恩师，正是方东美先生。

方东美先生（1899-1977）逝世至今，匆匆已经40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1得缘亲炙方先生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我于1968年以第一志愿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辅大哲学系以西方哲学见长，尤其是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大二时，系主任钱志纯教授开了一门《笛卡儿哲学》，就是在这门课上，钱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胡适之先生当时已经作古，冯友兰先生则远在大陆，以《中国哲学史》而为世所知，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这门必修课时，就是以冯先生的书为主要参考资料。

因此，听到钱教授说方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像会有亲炙（直接受到教导）的机会。

1972年毕业时，我以第一名考取辅大哲研所硕士班，但是我放弃不念，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为此钱教授对我颇不谅解，因为他当时担任辅大哲研所所长。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9点到12点。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事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他说得没错，学生一次次减少，最后剩下大约30人，其中正式选课的与旁听的各占一半。记得上课时，有一位出家的比丘穿着袈裟来旁听，年约四十。当年方先生看到这位出家人如此好学，就嘱付他每周三下午去方府，由老师亲自指点他哲学入门的基本工夫。这位法师不是别人，正是净空法师。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净空法师如今被佛教界推崇为大师，这里面也有方先生的一番心血吧！

净空法师，1927年出生，中年时由方先生领入哲学的门。

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

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10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1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3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学问，不是像蚂蚁一般储存积粮，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抟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创见以启迪后学。

方先生于1973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台大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

台湾大学一景

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计程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游祥洲事先告诉我说：“我们观察了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做人处事都还认真负责，所以要带你去见方老师。”他没有解释“我们”是哪些人，后来我也变成他口中的“我们”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学问并且愿意“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一群先后期同学。

台湾辅仁大学一景

方先生去辅大教书，自然是由辅大毕业的学生陪同而去最为合适。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1973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直到1976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1976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201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中华书局共同主办的“纪念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暨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2爱书如命的先生

方先生靠一份教授薪水养家，生活简朴，最大的嗜好是买书。彼时方先生住在牯岭街六十巷四号的台大宿舍，一出门就是著名的牯岭街旧书摊，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儿流连忘返了。方师母说她每次听到方老师自外归来，满脸惭愧说：“我又做了坏事！”就知道他又买了不少旧书。

牯岭街旧书摊在60年代初开始繁荣，1973年因台北整顿市容，鳞次栉比的书摊渐渐消失。如今的牯岭街是台湾文创市集的首选地之一。

过了这一关，方先生就一头钻进书房，专心赏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饭是不肯露面的。令人遗憾的是，方先生过世时，留下八千多册藏书。他希望捐给中正纪念堂，但最后暂时留置于国父纪念馆二楼的一角。40年过去了，这批珍贵的图书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无法继续让人阅读。这是方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他当年心爱的珍藏固然得以保存，但是书本若是无人阅读，则失去薪尽火传的妙旨了。

方先生藏书暂时收藏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二楼

先生的藏书有多稀有珍贵呢？有一则趣事。方先生曾说：“林语堂宣称谁若是保存有辜鸿铭所英译的《论语》，愿意借他一阅的，他愿意磕头感谢。我这里就有此书，可以让他磕头来借。”后来经过我们再三恳求，方先生答应让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与《中庸》二书。

辜鸿铭（1857-1928），学者，翻译家。

英译其实就是白话语译，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辜氏的英译版中，他把《论语》中的“仁”字译为“道德性格”或“道德生活”；后来我读到辜氏的中文著作，发现他把“仁”字理解为“上天所赐的神秘礼物”。他以“仁”字联起上天与人，其实完全合乎孟子所说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但是，现代人对孔孟所谓的“天”早已失去了感觉，随之也不会注意辜氏的诠释有何特色了。方先生与林语堂先生都特别欣赏辜氏的《论语》译本，这是否暗示了“英雄所见略同”或“于我心有戚戚焉”呢？

方先生的藏书中，有一部《二十二子》，子书对于念哲学的人是最重要的，我彼时作为先知出版社的总编辑，自然又要向他老人家借来影印出版了。然而，在1975年前后，台湾要出版这样一大套书根本不是小出版社可以胜任的。后来出版社因为经营不善而歇业，这与我们年轻学生只知道追求理想而不务实际的天真心态有关。我为此事而对方先生深感抱歉。

3一代诗哲

方先生是现代思想史上享誉世界的“诗哲”。他曾经说过：中国一切伟大哲学系统的建立者都必须一身而兼“诗人”“圣哲”“先知”的三重身份，才能宣泄他们的哲学睿见。先生他自己正是在忠实地履行这一点。

陈康教授之父陈含光老先生晚年以太白诗意为方先生写赠《龙舒山水》一帧。方先生亲书长诗一首称谢。图为方先生答谢长诗。诗艺书法，足见功力。（图片来自孙智燊先生收藏）

自古诗人多忧愤，更何况寄身于战火年代的方先生。国仇家恨，生活多蹇，满腔忧愤化作数百首诗词，构成了《坚白精舍诗集》的主体部分。世人也许知道方先生业余之暇喜欢游山玩水，摄影照相；但很少知道他真正做到“游于艺”——精诗词、好书画、兼及金石篆刻，但绝少示人。平生近千首精美诗词皆身后发表。

方先生还精于书法和金石篆刻，他的印鉴图章都是自刻。图片来自孙智燊先生收藏。

1941年，印度诗哲泰戈尔逝世，避难于重庆的方东美先生代中国哲学会撰诗悼念。

方东美先生挽诗手稿影印，彩图为徐悲鸿绘泰戈尔像。图片来自孙智燊先生收藏。

4“此人幼稚，遣送幼儿园吧”

郭文夫、游祥洲等人，是我在台大哲研所的学长，也是方先生较为亲近的弟子。我们有时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请方先生同行。方先生出门，照例在脖子上挂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机，我们请教方先生为何要带三个相机，他的回答是：“我在外头看到好的风景想要拍照时，如果只带一个相机，这时坏了怎么办？第二个相机如果又坏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三个。”我们接口打趣说：“老师，如果第三个相机也坏了，该怎么办？”他老人家这时慢条斯理地说：“这种或然率不太高。”

在外游憩时，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风景，而是到处见得到的可爱的小孩子。

同样的道理，方先生家里摆着三台老旧的录音机，因为当他想要聆听音乐时，万一只有一台，坏了要怎么办？这种思维模式属于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郊游时的方东美先生（左）和学生孙智燊先生（图片来自孙智燊先生收藏）

方先生的同辈朋友谈起他时，有的说他学问好，有的说他弟子多，但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却是：“此人简朴幼稚，可资遣送幼儿园。”经历了大时代的动荡与迁移，方先生好像不受干扰，始终专心于他的教学与研究。

5我是儒家的家庭传统

方先生面对外国学者的询问，曾经如此描述自己：“我是儒家的家庭传统，道家的生命情调，佛教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学术训练。”

就一位学者来说，“西方的学术训练”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允许学者进入学术界，发表论述，参加研讨会，提出个人的创见。方先生于1921年到1924年赴美留学，并取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开始教书，《科学哲学与人生》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

在同一时期，方先生发表《哲学三慧》一文，对照比较希腊、近代欧洲与中国这三种传统的智能型态。由于该文采用演绎方式，按一、二、三、四的次序推展其论点，不但有逻辑的严谨，更显示了中文的典雅，所以受到极大的关注与肯定。方先生取精用宏、画龙点睛的功力已可见一斑。他的《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显示了辞融意畅的笔调与充实饱满的内涵，情理兼具而境界尤高，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

其次，方先生以儒家为其“家庭传统”，这在念书人身上是十分自然的。方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是南方的学生代表之一，但是他丝毫没有受“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所影响。他固然熟读《论语》，但是更喜欢由《易传》去理解儒家的生命精神，并且提出“生生之理”、“爱之理”、“旁通之理”、“化育之理”等极为正面的语词，去描述孔子的思想。像“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都是方先生慧眼独具的点睛之论，值得后之学者深入思辨其中的丰富义理。由此可见，方先生以儒家为其家庭传统，并不表示他忽略儒家哲学的高明之处。

至于他以道家作为“生命情调”，则是就其面对人生的各种遭遇而言。不论处境如何，总要做到“安时处顺”、“乐天知命”，保持愉悦的心情，觉悟通达的智慧。中国历代的杰出文人，大都深受老庄思想的熏染，所以笔下常有超凡的意境。方先生上课时，多次引述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要将大自然的活力与个人的生命能量结合起来，使个人的精神可以超俗脱尘，从容逍遥，随遇而安，无入而不自得。

像方先生这样的学者，才可说是具体实现了他的传统与他的时代所提供的一切善缘，为我们芸芸众生树立了一个值得向往并且充满前景的典型。在邪说暴行并作、滔滔天下之际，方先生的榜样应该可以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方先生晚年上课时，喜欢强调：“做为人，就是要成为像神一样。”人间向来就不是完美的，但是人可以经由爱智而觉悟，进而启动内在的力量，从自己开始追求完美。

方先生的终身志业在于说明此理，值得我们认真省思。

晚年的方东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