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李白不想做官，或者说不十分想做官，不想做大官，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好诗，也就不能成其为李白。

“要做官”未必是件不好的事。做官、做大官，光宗耀祖，建功立业，也是唐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深为整个社会所推崇与盛赞。唐人毫不掩饰地在其诗文中表达“要做官”的人生理想与生命精神。然而，像李白这样，以做官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近乎疯狂追求的，于唐代诗人中也真不多见。

李白的一生，就是个漫漫的求仕长途，而他的诗，特别是他的大部分好诗，皆与其求仕有关，达则忘形大笑，不达则伤心流泪，既有看到希望的大欢喜，又有失望无奈的大悲恸。

其一、不想做官，就没有这么多的幻想。

想做官，也就是“官欲”，李白的“官欲”强烈无比。因为异常强烈的“官欲”，便就有梦也多梦，就有了梦境，就有了极高的政治期望值，就有了投身政治的极其执著的意志力与狂热性。著名李白研究专家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里认为，“梦也有价值”，因而“却有伟大的艺术品”，有了“伟大的艺术家”。他说：“在梦境里，我们或者可以有真情的笑，或者可以有感激的哭。——在那一刹那，那算是活的自我。”

李白放在嘴上喊的号子就是“济苍生”“安社稷”。他自诩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政治上存有极大幻想，认为自己已具王霸奇术，认为自己就是个出将入相之才，应该做很大很大的官儿。他最长期的追求而始终不渝的目标就是想做宰相级的高官，就是想一步登天而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他在诗中多自比姜太公、管仲、乐毅、张良、谢安、诸葛亮以及朱买臣，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自比谢安的自我陶醉：“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李白还一直耽于功成身退的幻想中：“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然而，我们只看见李白许多许多的政治“目标”，却不见其有什么政治方略。

而耽于幻想的“官欲”，使其原本就极端自负的个性气质得以最大可能的强化，他目空一切，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都被他看得唾手可得。因为自命清高，他在处世处事上就表现得不同常人，动辄狂言，有话不好好说。他自已都觉得自己是个“狂人”，“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他索性自号“狂客”：“我本楚狂人”，“狂客落魄尚如此”，“狂客归舟逸兴多”，“被发之叟狂而痴”。李白诗文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艺术意象就是“大鹏”，他出山时有《大鹏赋》；他的《临终歌》也以大鹏自比；求仕受挫时，也自慰以大鹏。《上李邕》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在李邕那里受到冷遇，但是他不因为人家的瞧不起而自卑，而表现出不畏流俗而高傲不屈的自信与抗争。

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或者说就从诗创作上来说，强烈的“官欲”，助长了诗人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与渴望，也助长了他的一飞冲天的精神渴望与自由意志，表现出冲决一切束缚的幻想与勇猛，形成了他的高情逸想与奇思怪想，而使其诗格调高亢，气韵超逸，充满横绝四海、撼天动地的壮大之气与磅礴之力，用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话说是，唱出了盛唐的最强音。

其二、不想做官，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

“官欲”极强的李白，其一生都奔走于朱门显宦之间。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他在岷山干谒广汉太守，在成都干谒益州长史苏颞，在蜀中干谒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干谒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等，在襄阳干谒荆州长史韩朝宗等，临终前那一年，李白已61岁，仍准备去干谒李光弼而“请缨”入幕。真可谓踏破权贵达官门槛，并非像他自己宣称或别人颂扬的那样远离权贵。

李白很想在仕途上发展，但因其自命清高的性格，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屈己、不干人”，其实古人能想到过的仕进套路他基本都试过了，甚至也不惜表现出低三下四的卑怯。很想不亢不卑的李白，也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媚态，很多语气近于乞求，而迫切希望获得赏识与垂青。李白第一次进长安，先是向玄宗上了《大猎赋》，希图“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后又通过关系，以诗向玉真公主献媚。但是，在长安活动了一年，没有获得什么进取的机会，便唱着“行路难，归去来”而走离长安。天宝元年(742)李白二进长安，供奉翰林，成为皇帝与贵妃的诗词侍从，还通过赠诗交结王公大臣。宇文所安说他写给杨贵妃的《清平乐》：“几乎没有比这更陈腐的赞美女性美的话了”。他在《盛唐诗》中指出：“无论在宫廷内外，李白的狂诞行为是有所选择的角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如同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蔑视权威的真实表示。李白渴望被赏用，表示乐于进入宫廷，当他被迫离开时，发出了激烈的抱怨。狂野本是对他的期待，他并非有意地要对皇帝挑战”。也就是说，李白为了实现“官欲”也是能够做出与其人其言不能相称的“摧眉折腰”的事来的。

一次次求仕的失败，特别是天宝三载（744）被“赐金放还”，李白心灵受伤太大，以至于在诗中有精神恍惚的表现，他甚至感到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便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羞愤，便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傲岸，同时也表现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诚如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里说：“在李白那里，理性曾经使得他把瑰丽的色彩抹在天空、大地和江河上。……在天宝年间，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理性就时常抛弃李白，而酒神却始终和他厮守着。当酒神与理性共存的时候，他以惊人的言辞吐露着内心的激情、苦闷和愤争。可是一旦只剩下孤单单的酒神与他相伴时，他就颓放了。”李白在《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诗的开头自述：“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长歌行》的最后伤感不堪地写道：“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极端自负而异常刚强的李白，也便泪下无穷：“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因为李白太想在政治上发展，因此，只要是官也不管是什么官了，竟然后来“附逆”也不顾了。

一次次求仕的挫折，一次次理想的破灭，让李白饱尝了政治上失败的苦涩与羞辱，陷入无助的痛苦中，陷入无奈的狂躁里，其诗也就成其为生命痛感而心理失衡状态下志兴所至的激情爆发，成为一种以纵情自适形态的灵魂呻吟，成为一种愤世嫉俗而狂放不羁的精神狂飙。李白诗的重要题旨，就是抒发政治不遇的苦恼忧愤。然而，诗中仍然不时有“平交王侯”的幻想，更多的是叛逆不羁的、不可一世的超然与绝望，具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内在张力，表现出极度自由的解放感。

其三、不想做官，就没有这么多的癫狂。

严格意义上说，李白一生还真的没有做到什么官。但是，却有几次大可聊慰其“官瘾”的，也就是说，他还有几次“入官”的经历。实现仕进之夙愿，对于求官欲疯的李白来说，他的得意忘形也是可以想见，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二笑”。

天宝元年（742），李白时年42岁。接到玄宗之诏，兴奋异常，即与南陵家中儿女告别而准备入京，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四处干谒，四处碰壁，终于机会来了。这个笑，是扬眉吐气的笑，也含有对“会稽愚妇”的讥笑，将其踌躇满志乃至于得意忘形的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此中让人读出了他人生的十分辛酸。

第二次大笑，是在十余年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入李璘幕。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悻悻地走离，此后便一直没有到过长安，一直不曾有机会靠近过仕途。流浪了十年的李白已经55岁，抓住最后一次成为诸葛亮的机会，便又大笑不止：“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据说是李白收到李璘的聘书，而且是连续三次，虽说李璘没有亲自上门，也给足了面子。李白所任“江淮兵马都督府从事”，也算个官儿，类似于“掌书记”一职吧，似比巡官、推官等低级文职还要高一等的。然，不久，李白因附逆罪而锒铛入狱。罗大经在《鹤林玉露》批评李白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罗大经还借朱熹的话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惥之，时人没头脑至于如此。”也不能一味说李白没有“政治头脑”，这与他的“官欲”也有很大关系，尽管他事后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的，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然而，当李白在被崔涣和宋若思从狱中救出后，于武昌幕府中协理文案，好歹也算个低级文职官吏，然而，天真幼稚的李白则以《为宋中丞自荐表》向朝廷讨官，时年已57岁，还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求仕，反而，被送上了充军夜郎的流配长途。

应该说李白还是尝到为官滋味的，特别是应诏的那段“光荣”历史，虽然顶多是个润色王业的词臣而已，与其他“待诏”翰林的那些僧道术士并无本质区别，却最让他津津乐道，也让他反复炫耀。李白《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中自写“直上青云生羽翼”，王公大臣都看他脸色，高官显贵都争着与他交往，“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还有如《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侍从游宿温泉宫作》《金门答苏秀才》等，全是这些受宠若惊与得意忘形的描写。李白的这些回忆性质的诗歌，满足了他炫耀的个性与骄傲的情感，不乏夸张不实的记忆，是不能完全当真而视为历史实录的。譬如“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等等，诗人不无夸张地反映他的供奉翰林生活。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里对比今昔，入朝荣誉已是云烟过眼，已处于“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的落寞，但仍然沉浸于“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的踌躇满志中。即便是他后来自监狱被救出，还是自称“前翰林供奉李白”，自夸“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宋中丞自荐表》）。即便是作为政治犯而被流放夜郎时，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在别人面前炫耀他昔日的辉煌和幸福：“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这种隽永的回味，成为诗人在政治上惨败后的一种精神弥补。

想要做官，想做大官，成为李白的人生最大动力，也成为李白悲剧之源，他的悲剧在于他人生自我定位的错失。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与政治联系，文学也向来如此。余恕诚先生《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认为，政治推动了李杜对于高远理想的积极追求，而其追求的成败“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对于诗人李白来说，强烈无比的“官欲”，以及政治才干自我评估的失当，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追求越执著，而距离其所既设目标也越远；距离其既设目标越远，而情感上也越怨愤；情感越有大悲痛与大失落的怨愤，而其诗就越是大起大落而惊天动地。诚然，纯从诗创作的角度说，这种仕进追求，也极大地助长了诗人的豪情与逸志，极大地提升了其诗的意旨与境界。

因此，李白如果不想做官，不想做大官，就没有大得意也没有大失落，就没有大欢喜也没有大痛苦，就没有大羞辱也没有大绝望，于是也就没有了惊世骇俗的冲天一吼，而不能形成真力弥满、感动千古的浪漫壮逸之大美。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这样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此论不知是否适用于李白与李白诗的悲剧美？

王志清先生

【作者简介】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等，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关于王维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代表作有《纵横论王维》《王维诗选》《王维诗传》《唐诗十家精讲》《盛唐诗学》等。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