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民间的印象中，塾师已经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典型。无论是历史典籍，抑或谜语、笑话、诗歌、八股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无不将塾师归于腐儒一类范型人格。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称谓无不体现一种等级差序。明清两代，塾师有“先生”之称。这无疑是一种荣誉称谓。塾师一旦至富豪家馆中处馆，馆中仆人通常称塾师为“师爷”。师爷一称，原本是指塾师，后来才渐渐演变为幕宾的通称。“先生”“师爷”二称，显然是一种荣誉称谓，其背后蕴涵着师道尊严的深层意义。

从“先生”至“师傅”的称谓演变，塾师地位转衰已初显端倪。根据明代史料记载，福建莆田民间通常称授经之师为“先生”，而浙江吴兴则称宦家童仆为“先生”。这是“先生”一称荣耀性下滑的反映。又山西洪洞称秀才为“师傅”，而别处则称工匠曰“师傅”。尽管从起源上讲，“师傅”一称亦属尊称，但一旦工匠也通称为“师傅”，则塾师已经从称谓上沦落为与工匠齐名。

至“学匠”“教书匠”之类称谓的出现，塾师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考“学匠”一称，至迟在明代末年已经出现。如在明代的馆师中，其身份通常以生员居多。所以，明代的生员又有一种别称，即“学匠”。这就是说，塾师在民间百姓的眼中，已经等同于泥匠、木匠、砖匠、锯匠、铜匠、铁匠，仅仅属于谋生行业中的一行，显然是塾师地位下降的一种侧面反映。现代民间俗称教师为“教书匠”，在明代已开其先河，至清代最终形成。清人曾衍东在其所著《小豆棚》之《陆修》一则后，有如下批语：“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师闻之，怒而去。”这是清人称塾师为“教书匠”的典型一例。

民间对塾师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塾师地位的下降，随之导致诸多嘲讽村学究作品的出现。如有一首诗谜，专门嘲讽村学究。从诗谜不难知道，在民间印象中，塾师通常不过是身长九尺、须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弯腰时如同一张持满之弓。他们在村塾中教书，不过是藉此谋生而已，对村童全无约束。在童蒙眼里，塾师不过是“腐儒”与“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就是一个“腐儒”的典型形象。正是这个陈最良，在教学上尽心尽责，对女弟子杜丽娘管束甚严，但在生性活泼的丫头春香看来，他不过是个“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丽娘，尽管对陈最良有所尊重，却亦一心想着后花园中的景致，显然不以陈最良的酸腐样为然。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绪中叶，当时新式学校渐兴，而未经改良的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此，有人写就一诗加以嘲讽，其中“先生头脑是冬烘”一句，（徐珂《清稗类钞·谑讽类》，中华书局，2003，1631页）更是道出塾师思想已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凿枘不合。

私塾责罚图

诗谜、笑话、诗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下层读书人的描绘，诸如酸秀才、穷教师之类，无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定型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简化以及抹杀个性差异之嫌，而且只能视之为市井俗文化对读书人的偏见或定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偏见与定见之下，同样部分反映了塾师的真实生活乃至面貌，并引发后人对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来源：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