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弘光首辅马士英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授南京户部主事。又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府。到官第一个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中贵臣，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而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当时东林—复社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这段经历对马士英的后仕颇有影响：其一他能以文官身份巡抚边境重镇，自然不乏治兵的韬略。其二被太监告发后，东林党人出面为他说话，说明他与东林—复社这一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和睦。

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马士英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复社，他自己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后，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弘光立国仅一年后，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城破之际，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但因为东林党在江南的影响甚大，弘光帝死后，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他投奔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清，失败后被清军在太湖擒杀。晚节清白。

永历经营贵州

南明历经四帝一监国，弘光和隆武政权都坚持了一年，鲁王监国坚持了半年，绍武政权仅仅维持四十一天，最长的政权当属永历，坚持抗清十五年。而这份功绩，与招揽原张献忠余部的大西军为倚傍，深耕滇黔两省为抗清基地密不可分。

1647年张献忠死于四川，其主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诸人皆为献忠“养子”）重组残部进入了相对安全的贵州省。当时贵州省面积较小，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属于四川，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经过一年的苦战，他们荡平云南全境，又废除了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前明士绅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取得了联络，永历帝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两年后追封为秦王），赐名朝宗。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并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孙可望派大将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爝火录》载：“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从而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了抗清基地。

但随着孙可望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贵阳成为了孙可望以“国主”身分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皇帝的行在。他的举止排场更像帝王。在贵阳，他发布自己所撰的经书注解，供以后科举考试之用；铸造自己的官印；建立太庙，以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他自己的祖父居左。不仅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又造行宫十余所于滇、黔道上，以备他巡幸。

对贵州人民来说，他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一位当时行经贵阳的旅客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

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之后，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在云南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1657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但由于出师无名，又是内战，部下在阵前纷纷倒戈一击，9月下旬兵败如山倒，逃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东奔湖南投降清廷。

1658年1月，掌管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拿着孙可望献上的“滇黔地图”，联合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向贵阳集中。

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对如何在贵州设防抵御清军，还是迟迟不决。迟到8月，李定国在贵州西部划分了3个防区，以保卫从贵阳到云南府的北、中、南3条通道。他本人扼守中部据点关索岭，以阻止清军渡过北盘江。1659年1月，清军再次三路挺进：北路吴三桂，得到几个土司的合作，攻入了七星关；多尼攻中路（该军已代替了洛托部），夺下了关索岭，在北盘江的北部渡河；卓布泰则取南路，在南段的罗炎渡过北盘江——三支军队向云南曲靖集中。李定国在这次战役中，虽然拼命作战，挡住了多尼和卓布泰的推进，但处境愈来愈危急。8月7日，清军绕过李定国的军队，越过贵州边界，进入了云南东部，永历朝廷逃离云南府。

南明政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贵州抗清基地，宣布就此沦陷。

【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王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