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隋代全国统一，中国社会处于政权更迭、饥荒瘟疫盛行和战争肆虐的时代，这就是充满了分裂和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社会的巨大变动使这一时期的文人在精神上摆脱了很多禁锢，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思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魏国为主的“建安文学”以崭新的面貌纵横于文坛。魏国统治者曹操父子都喜欢文学，并喜欢招揽文人士子们到其麾下。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人“三曹”和“七子”。他们直接继承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悲凉慷慨的“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以风骨遒劲、刚健有力、鲜明爽朗著称。建安文学的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陈琳、徐幹、应玚、阮瑀、刘祯）等。三曹是当时文坛领袖，成就最高。建安时期，文学批评风气渐盛，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

建安文学之后，文坛上出现了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他们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但作品中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基本上继承了“建安风骨”的文风。

两晋时期，士族阶级不仅垄断了政治和经济，也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脱离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应社会现实。他们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将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到了太康时期，形式主义发展的更为迅速。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模仿古人，就是内容贫乏。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促使少数诗人面向现实，出身贫苦的太康诗人左思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西晋末年，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玄言诗统治文坛。直到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使空虚的东晋文坛有了现实内容的作品。

到了魏晋时期，我国小说的创作已经出具规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非常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很多记录鬼怪灵异的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干宝的《搜神记》是其中的佼佼者。魏晋时期轶事小说的集大成者是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

南朝文学以形式短小、清新活泼的南朝民歌为主，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南朝文人诗歌到了宋初由玄言诗转为山水诗。

诗歌发展到了梁、陈时代，宫体诗渐渐兴盛。梁朝文帝萧纲、徐陵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是酷似汉乐府的民歌。它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并相当广泛地反应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杰出的女英雄赞歌《木兰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处于混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丢掉了汉人诗歌中的浑厚质朴，而代之以清淡玄远的情致和隽永的风韵，直到今天仍令人神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