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1892.4-1968.4），乳名炳南，字贤初，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他才思敏捷，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谋划、斡旋，有远见、有胆识，是国民党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线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行动，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的要求。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敌人各路进攻均被击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1月30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激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谈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送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个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说：“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个外国记者：“假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也撤退吗？”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两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滨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是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本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制成了3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第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的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如下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第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