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体用兼备、知行结合的前提，建立在对天体运动规律信息漫长收集和应用前提下天地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然就是一个中华祖先以纲领“体”向实践“用”推进的过程。

而在“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中，“黄道”区域虽然在这个应用过程中存在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祖先也根据黄道范围中太阳运动一周木星、土星等等行星停留的位置划分为十二进制、二十八星宿等等。但它与地球的赤道相同，仅仅是半圆形结构的一个分界线。而天球的浩瀚范围中还存在着数量非常庞大的天体和天体群。

对于这些数量庞大的天体进行划分和位置的记录显然奠定中华文明根基的漫长过程。而源自河流两侧平原地区的世界各大文明发源地在这个过程中也保持了大体的同步，他们同样采取了把记录下的不同天体以直线相连，并且以结构相似的器具、图形来进行记录的方式。比如“天球北极”方位的北斗七星被连接记录为一个勺子形状，而将这些不同形态分别采用泥板、龟甲等等载体进行记录，也就构成了各文明发源地文字的最初诞生过程。

当然这种记录放在目前的时代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地球上观测到的天体大小并非它们实际的大小，而是与地球之间相互距离远近所决定的。但在当时的世界观下我们祖先显然并不能有效识别这种比例关系，并且把所有天体都视为与自己等距离的，包括太阳，我们的祖先也只把它看做斗一样大。

但在这样一个瑕不掩瑜的大框架下，归本同源的各古文明发源过程对于这种积累和应用也依旧保持着大体的同步。即以“天球北极”为中心，把庞大半圆结构中的大量天体团划分为三份，这种呈现出三角形状的分布方式在逐渐与尼罗河流域汇为一体的两河文明中被称为“三天道”，而在中华文明中则被称为“三垣”，即以“天球北极点”延长线为中心的“紫微垣”，与另外两个“太微垣”和“天市垣”。

当然随着对数量庞大的天体更详细的记录，祖先对“天球”还存在着更多不一的划分方式。而在一个天地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共同观念下，人们对社会层面秩序的建立，显然也来自这种由上至下的积累和应用。

在目前以恢复中华民族所孕育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为目标的道路上，人们往往把《道德经》作为弘扬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蓝本，并且把“道”视为孕育万物的一种规律，在界定人们品格时也习惯以“道德”作为衡量标尺。

但在被理解为万物所蕴含规律之前，“道德”所代表的更是祖先对社会层面的一种认识。从字面含义上看，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由代表四通大路的“行”、代表观测、思考的“首”与代表行走的“止”三个结构合并组成的“道”字，和更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同样以四通大路的“行”与代表直行的“直”合并组成的“德”字。两者本身都是用来形容能够在岔路口带领族群前进的领袖、领导者。

也就是说随着单一血缘聚集到族群混居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社会层面的观念是始终围绕在能够带领群体开辟路径的领袖基础上的。而人们对“天圆地方”的“天下”世界观中领袖的评判依据，也始终建立在诸如“有德者居之”、“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的标准下的。

通过字面去理解，能够成为领袖的前提首先是建立在有能力带领群体前进的基础上的，当然有能力带领同类在叉路口前进仅仅是在人们迈入文明初期对领袖的衡量标准。随着人们通过对天体运动信息的不断收集，和观念层面的不断提高。领袖对同类的领导作用显然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开辟路径，而是承担了把所收集信息的应用和实践普及到每个群体的社会教化责任，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收集信息的过程需要及其漫长的过程。而后世对于领袖实施社会教育的职责也往往以“圣教”来进行形容。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天地彼此依存、相互对应的“天下”范围，承担教化责任的领袖也自然被称为“天子”，即代表天去教化同类的人。

当然天子在后世也逐渐被书写为包括用站立受同类敬仰人书写方式“王”，头戴王冠的“皇”以及拥有花园的“帝”等等称呼。同时在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世界观下，人们也自然把承担教化责任的天子与“天球北极”附近众星团簇的紫薇垣中某颗“帝星”相对应。

比如在很多考古资料和古代艺术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紫微某某大帝的称谓，他的字面含义实际上就是在紫微垣中行使共同社会教育职责、拥有花园的领袖。当然我们依然不要忘记各个世界文明发源地的人类文明始终保持大体同步的特征，包括尼罗河所孕育的古埃及文明中人们对领袖称呼的“法老”，实际上和华夏的“帝”一样同样指的是拥有花园或者庭院的领袖。

有了领袖所对应的北极方位的“帝星”，中华文明的社会关系也就自然顺应着天球中天体簇拥的“帝星”来产生了。在象征内城的“紫微垣”中，领袖身边存在着不同品级的侍臣的由来，实际上就是那些相应“簇拥”帝星的天体。这些逐渐被详细记录的天体被分别命名为丞、枢、辅、弼等等，也就是我们地面上丞相、中枢、左辅、右弼等等侍臣官爵的由来。

当然与地面外城相对应的“太微垣”中大量天体和天体团直接的排列运动关系也形成了地面上君臣、公卿、诸侯间所尊崇的礼法和礼节，当然还包括郎将、虎贲等等侍卫。

而天市这个汇聚了更多恒星和星座团的最大范围，显然对应了族群混居的百姓居所，前人也逐渐把更具体的建筑、工具、桥梁、人物等等内容工套用到了这个范围。

所以中华文明强调礼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信息积累所汇总纲领的“体”和对其高效应用的“用”上的体用结合。当然随着人们迈入文明后的观念提升，在保障群体生存基础上逐渐趋于和谐也是一种生物自身的基本共性。

我们祖先所推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周文、周武，包括把这种把信息应用与社会层面的孔孟等等领袖、圣贤，都是在弘扬他们济世救人、不自私的禅让、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周文武两王对商纣暴政的奋起讨伐等等正面的品德，而并非现代欧洲人开化过程中给世界文化带来的，推崇凶蛮霸者、讲求利益优先，和所谓政治家的标准。

当然，人类文明兴衰更易、历史红轮潮起潮落，迈入文明势必给人类带来观念上的飞升而走向兴盛，盛极一时后也自然由于过度利用资源而滋生漫惰斜欲而走向衰亡。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就是在地理范围不断夸大过程中随着民族融合经历覆灭、再生的循环往复。

中华文明虽然在春秋后至战国初，达到了一个圣贤辈出、上下有节的鼎盛时期，也自然像其他几个文明发源地所经历的，于汉晋后逐渐走向湮灭。

在一次次推倒重建的重生过程中，诸如五胡、蒙元之于中华，喜克索斯、阿拉伯、现代欧洲人之于尼罗河文明，雅利安之于印度河文明等等，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求存观念，以及停留在对自然现象简单崇拜的同类，自然在民族融合的初期不能完全理解曾经建立在完善“天圆地方”世界观下，体用兼备的社会关系。

也自然把承担社会教育责任的“天子”，简单的与对同类形成武力支配地位的“战神”或者由原始宗教观念所敕封的酋长、可汗相混淆。包括把“天球”中对应的帝星视为某些领袖和某种自然现象相对应，甚至把此前的领袖视为拥有“魔法”等等。形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神话故事，包括目前世界对于东方神秘、固步自封和魔力等等臆测。

更重要的，保持基本求存观念的同类往往将过度纵欲、走向衰落的文明失败原因视为制度的落后。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层面，任何制度，无论出发点如何清正，都将会随着人们过度放纵自身欲望的奢靡腐化而偏离自身的初衷。这种波峰低估间的此起彼伏同样是作为生物的一种基本共性。

所以说，任何现象，当你越接近它背后的本质，你越能够得到简单而朴素的答案。在由现代欧洲人扩大到全球范围推倒重建所形成的世界文化中，我们对于中华祖先的积累实践，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考古层面的臆测，因为目前的世界历史观还存在着严重的历史虚无与断层。

只有沿着人类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充分传承前人“体用兼备”的高度文明，当然也要认清当时对信息的高效应用在当今所存在的局限性，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建立“古体今用”全新观念。重视逻辑和举一反三能力的培养。民族复兴不宜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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