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肖建陆处获悉，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我充其量只是个平头百姓，草根艺人。我既无丰功伟绩，也没有叱咤风云。 ”

——单田芳

艺术上，他是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评书大师，“单田芳评书”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人生中，他在大历史、大时代之下谱写了一段传奇，从童年阶段便开始饱经风霜，体验过祖国被侵略之苦，也经历过骨肉分离、家庭裂变之困。艰苦的人生磨难也为他坚韧刚强的评书表演风格提供了创作基础。

在中国，单田芳和他的评书早已家喻户晓。有句俗话称，“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 ”时至今日，在他56年的艺术生涯中，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就已超过100部，据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听众在听他讲述的传奇，这些观众囊括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

其实在评书之外，单田芳的个人经历比他讲过的很多传奇故事都要曲折离奇，引人感慨。

少年 乱世求生是学问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下不了一个好词：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妇，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不该你死你就没死。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激情，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回眸 言归正传话平生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至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为报恩娶了大自己8岁的妻子

单田芳出生的年代，炮火连天，时局多变。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国家遭受侵略，也见识到了生生死死的“人间地狱”。与此同时，家庭的巨变和父母的决裂也在他的心灵中划下了深深的裂痕。 1951年，父亲因为交友不慎被判入狱6年，母亲一狠心和父亲离了婚，丢下他和几个妹妹一去不复返。从此，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单田芳稚嫩的肩膀上。

童年，战火硝烟、流离失所

“我出生在战乱年代，我记得小时候一到晚上，父亲就会唉声叹气：‘这世道怎么这么乱啊，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啊？ ’”

1934年11月11日，伴着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单田芳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王香桂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父亲单永魁是她的弦师，夫妻俩妻唱夫奏，红遍了整个东北三省。即便如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这样的平民家庭也难得安稳。单田芳说，从5岁开始他便跟着父母往来于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之间，居无定所，日子过得很是艰辛。

在单田芳的成长岁月中，他目睹了国家遭受侵略，也见识了生生死死的“人间地狱”。他的少年时期多生活在长春，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长春犹如一座地狱之城。当时他家住的院子里有六户人家，为了防止日本人抢东西，这六户人家合起来换了厚厚的院门，不分昼夜挨家轮流看守。到了晚上，单田芳时常听到父亲唉声叹气：“这世道怎么这么乱啊，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啊？ ”

父亲警告单田芳，必须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不许出门。可是，从小就是个淘气包的单田芳根本闲不住，趁父亲不注意，他就会和孩子们出去疯跑，偶尔也想发一些“洋财”。有一天一个叫小玲子的孩子王带着他们十几个小孩儿去街上捡洋落儿，小玲子说：“哎！咱们去皇宫里转一圈吧！”于是，单田芳跟着这群孩子跑到了当时的伪满皇宫。他们进去以后才发现，那时的皇宫早已经被抢夺一空了。

1948年，东北局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春断水断电，当时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逃亡，“妈和妹妹全靠你了”

“14岁那年，我第一次想到了死。逃亡的路途实在是太苦了。母亲安慰我：‘孩子，你要坚强点，你爸不在跟前，妈和妹妹全靠你了。 ’”

1948年下半年，单田芳一家准备离开长春。临走前，母亲炒了一宿黄豆，以备路上食用，一家人全部轻装简行，推着手推车就走出了家门。单田芳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家人是从长春的东大桥经过，就此离开了长春，朋友告诉他们：“顺着那条路往前走，不到10里路就能看见八路了。 ”单田芳一家走上了一条既陌生又危机四伏的小路，因为害怕，他们一路上连跑带颠，很快就看到了前方的一个小村，还有解放军在站岗。单田芳的父亲马上给解放军敬了个礼：“我们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是来投奔共产党解放军的。 ”

解放军把单田芳一家安置了下来。可是，单田芳的父亲哪里当过兵啊，他只是一个说书的而已，刚刚向解放军撒了个谎，目的无疑是想找个活路。单田芳的父亲决定向解放军“坦白从宽”，他告诉解放军，其实他不是什么起义军，只是个说书人。解放军帮他填上了资料，还让他说了一段评书来证明身份。然而第二天一早，单田芳的父亲还是跟着其他起义人员一起，随着解放军的大队伍出发了。解放军告诉他们：要等到了吉林市才能出结果，此前只能和家人先分开走。

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与他分开后，余下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头上。 14岁的单田芳第一次想到了死，因为逃亡的路途实在太苦了。母亲安慰他：“孩子，你要坚强点，你爸不在跟前，妈和妹妹全靠你了。 ”就这样，单田芳背着三妹，咬着牙往前走。

从兴隆山到九台难民收容所，单田芳记不清走了多久。他只知道，到了九台他倒地就睡，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后，母亲让他到集市上换钱买点吃的，到了集市他才知道，这里在半年前就已解放，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买了好多饼和肉，撑得直摸着肚子喊娘。

吃过饭之后，所有逃亡的人又上了一辆开往吉林市的火车，火车开得很慢，单田芳恨不得马上飞到吉林市和父亲见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个急刹车，有人喊：“到吉林了，到吉林了！”于是，大家一窝蜂似的往下跑。解放军开始对起义人员点名，单田芳和母亲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父亲到底是跟着大部队继续走呢，还是能回家来？正在担心的时候，单田芳就听见一位解放军喊出一个名字：“单永魁！”父亲从队伍中走出来，那个军官说：“你是说书艺人吗？”父亲答：“一点儿都不假，我已经坦白过了。 ”军官又说：“你可以走了！ ”

恶习，短暂幸福时光母亲却抽大烟

“父母挣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日常开销，一部分存起来换成黄金，不是买戒指银子就是买大洋，这样的活儿我都干过。 ”

一家人团聚后，单田芳和父母妹妹在吉林市度过了一个和美的春节。

单田芳一直很惦记在沈阳的奶奶。那个春节过后，单田芳的父母带着他和妹妹们从吉林来到了沈阳，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一栋气派的房子。很快，单田芳的母亲开始在沈阳的会宾轩茶社说书。单田芳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只要把海报一贴出去，观众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基本上是场场爆满。那个时候，沈阳刚刚解放，人心舒畅，市井繁荣，无论是戏院还是书社，生意都不错，那真是说书艺人难得的好光景。单家父母当时挣下的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日常开销，一部分存起来换成黄金或是银子和大洋。买大洋的活儿就落在了单田芳的手里。

可是，就在家里一帆风顺的时候，单田芳的母亲却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为此，他的父母吵了很多次。最严重的一次，母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了天津。这件事轰动了当时沈阳的整个“娱乐圈”，茶社的老板急得团团转，王香桂不说书，客人都急眼了，吵着闹着跟老板要人。后来，父亲去天津把母亲接了回来，这之后，母亲在家里偷偷吸大烟变成了明着吸大烟。怕外人发现，单田芳和父亲每次都要在外边把风。

单田芳说，那段日子家里表面上过得还算平静。谁能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悄袭来。

大难，父母舅舅接连入狱

“一天晚上，我母亲突然被抓走了，我的二舅、三舅、姥爷也被抓走了。家人怀疑是不是和吸大烟有关，可是那个时候吸大烟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抓我们这一家子？第二天中午，一个大个子到我家对我爸说：‘单永魁，你跟我走吧。 ’”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沈阳的局势也变得紧张起来。 1951年，一场镇压***的运动开始了。起初，这一切似乎与单家并没有什么关系，单田芳的母亲照旧说书，他也正常上学。

然而，就在母亲生下第五个妹妹小平时，家里突然迎来了巨变。一天晚上，单田芳的母亲突然被抓走了，与此同时，他的二舅、三舅、姥爷都被抓走了。家人怀疑是不是和吸大烟有关，可是那个时候吸大烟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抓他们这一家子？

这一夜，单家人一夜未睡。奶奶抱着还没满月的妹妹满地转悠。他和父亲面面相觑，枯坐了一宿。第二天，抓走母亲的那个大个子又来了，“单永魁，你跟我走吧！ ”就这样，父亲也被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单田芳和奶奶、几个妹妹，他们一边四处找人打听这两口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一边又要想办法养家。单田芳拿出家里之前买的大洋，变卖之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个月后，单田芳的母亲出狱了。出狱时，她才知道丈夫也被抓了。在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后，单田芳终于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因为帮助“***”王子明被判六年，拘押在北京。可是，对于单家来说，王子明只是一个开饭馆的邻居，这一切只能怪单田芳的父亲交友不慎。

裂变，母亲抛弃家庭独自离开

“我一个人跑到齐齐哈尔，想把母亲找回来。可她和父亲已经离了婚。到家后我奶奶还往我身后看了看，似乎在找我妈，当她发现还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问：‘看到你妈了吗？ ’我说：‘奶，完了，一切全完了！ ’”

父亲被判刑后，单田芳的母亲从沈阳去了齐齐哈尔演出。走的时候说是几个月后就回来，可是半年过去了还是一点消息没有。当时，沈阳的“娱乐圈”到处都在流传王香桂准备和单永魁离婚的消息，几乎轰动了全城。

听到这样的消息，单田芳觉得自己的脑袋都要爆炸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我的母亲怎么可能忍心丢下我们这一家子人呢？ ”单田芳说，他很快去齐齐哈尔找到了母亲。母亲看见他后非常惊讶。他上前就问：“你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 ”母亲也直接回答他：“其实，我们已经离完了！ ”

原来为了离婚，母亲前后两次去了北京。看到母亲拿出来的离婚判决书，单田芳一下子呆坐在板凳上不知如何是好。按照法院判决书，此后单田芳的母亲每月给他60块钱生活费，这些钱怎么花都由他来安排。单田芳苦苦哀求母亲能够跟着他回沈阳，哪怕当面跟奶奶还有几个妹妹交代一下也好。可是，母亲已经铁了心，沈阳是不可能再回去了。

回到沈阳后，单田芳的奶奶特意往他身后看了看，当她发现只有单田芳一个人的时候，就问他，“看到你妈了吗？ ”单田芳说：“奶，完了，一切全完了！ ”奶奶听了这话后哭着说：“你快去买火车票，我带着你的妹妹们去找她！ ”可是，当时的单田芳心里清清楚楚，去了也没有用。

此后，年轻的单田芳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久后，他考上了东北工学院。但是因为要扛起家庭的重担，他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就此走上了从艺之路。再遭不幸

很内疚，连累家人跟自己受苦

“都怪爸爸这个倒霉蛋，害你有书不能念，跟着我到处流浪，今后咱不干了。 ”“没事儿，这个地方不让咱卖，咱就换地方！ ”

重回鞍山曲艺团之后，单田芳本想安分守己，好好说书。没想到，新的灾难又来了。 1966年，“文革”开始，单田芳此前的骄傲和不听话成为众矢之的，他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1969年4月，单田芳被下放到营口附近的干于沟。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与妻子和儿女分离，又要饱受劳累之苦。从来没干过庄家活的他开始了与土地为伴的日子。单田芳说，那个时候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城里，一年下来也挣不到300块钱，与从前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因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单田芳铤而走险从农村跑了出来，当时他“流窜”了很多个城市，从哈尔滨到长春再到沈阳，就像逃犯一样。为了糊口，他学会了“水泡花”这门手艺，当时女儿拿着去百货商场门口叫卖，有一次女儿被10几个人围住，还被带到***，单田芳不敢露面，只能偷偷跟在后头。等女儿出来，单田芳哭着说：“都怪爸爸这个倒霉蛋，害你有书不能念，跟着我到处流浪，今后咱不干了。 ”可是女儿却安慰他：“没事儿，这个地方不让咱卖，咱就换地方！ ”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多，1978年，单田芳终于被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领到了国家赔偿的10年工资8000多元。那一年，44岁的单田芳终于重返了他最热爱的评书舞台。改革开放之后，单田芳的评书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除了到电台讲评书之外，他还受邀到电视台录节目，起初面对镜头，眼前空无一人，他很不适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两个监听和一个主任，单田芳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把这几个人当成了观众。有了观众，那种表演的感觉才重新找回来了。

怀念妻子，很遗憾，晚年没跟自己一起享福

“我和妻子全桂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风雨同舟，她对我的照顾和对家庭所作的贡献是一般妻子很难做到的。她走时，我甚至不知道生活应该怎样继续。 ”

单田芳的妻子王全桂比他大8岁，父亲刚出狱时曾坚决反对过这门婚事。一是嫌弃这个儿媳比单田芳年长，二是嫌她文化水平不高。然而，让单田芳感动的是，几十年来，妻子却总是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与他患难与共。尤其是在他下放的那些年，妻子原本可以留在城里，但为了单田芳，她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给他最大的帮助和安慰。用衣服换粮食，为全家人的生计操劳。

1992年，正当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妻子却因为多年操劳患上重病，有一次单田芳录完评书回家，发现妻子面部发青，晕倒在地，儿女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可是最终却没能抢救过来。一天清晨，儿子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我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单田芳心中的五脏六腑好像都被挖了出来，真的是痛彻心扉。儿子问他怎么处理，他说：“低调处理”，不必通知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

三天后，妻子火化，儿女们怕他伤心，没让他去参加。单田芳说，他当时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一片茫然，想到和妻子风风雨雨近四十年，她就这么走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继续？想着想着，他放声痛哭起来，这眼泪中包含着留恋、苦涩和忧伤。还有很多遗憾，晚年终于幸福安稳了，妻子却不能跟他一起享福。痛定思痛之后，单田芳决定振作起来，又重新开始工作，录书。后来，很多朋友到了他家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老伴已经不在了。

接衣钵的传承人 一个也没有

自1994年退休后，单田芳就彻底搬到了北京，要不然要经常从鞍山往北京跑，很不方便。单田芳说，从最初的北漂，到现在拥有北京户口和北京房子的“北京人”，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艺术工作也方便了很多。

起初，他在北京电视台录评书，现在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收了一些徒弟，不过至今还没有找到完全合适接班的徒弟，在这一点上，他说要顺其自然。如今，单田芳依旧坚持录书。他说，录书真的很累，每天都像高考一样，晚上睡不好，一闭眼睛就是如何说书，早上三、四点就得起床做功课，天亮了又要开始录制。儿女们曾经劝过单田芳休息一阵子，可他真的是停不下来。单田芳说，看现在的情况，只有到说不动的那一天才能彻底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