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众口，普天之下的众人之口又有谁能将其强行塞住呢？

有道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感谢这个宽容又刻薄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人们享有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于是，这个世界更加热闹，也更加祥和... ...

在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存放着一件极具考古研究价值的商周青铜器，该型器具名为“害夫”簋，外形沉稳大气，装饰美观生动，做工精致细腻。这是周厉王为自己铸造的一件重器，器物之上满是吹捧自身的铭文。

例如：“谨遵古训，心怀先祖，日夜勤勉”等，反正尽是些自夸的话。事实上，周厉王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暴君。周夷王姬燮之子西周第十位君主，在位时间公元前879年—公元前843年。

据记载，在公元前八五八年，为了达到垄断天下财物的目的，他颁布了一项法令：“普通民众若要进入山林采集物资或下河捕鱼，必须缴纳高额税款。”在如此政策下，百姓的生活过的苦不堪言。这时，大夫芮良夫对这项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山川河流的财物是上天赐给众生的，不能被个人占有。这样，无异于站在了天下众生的对立面，是强盗行径。如此一来，君王将无法服众，周朝也将失去人心。”但是，周厉王完全听不进去这位臣子的言论，执意推行这项法令。

如此一来，百姓谋生之路被断，四处民怨沸腾，而周王朝也逐渐失去了民心。诗经中有一首名为《桑柔》的诗，便是描写当时人民的情绪和生活状态的。此诗将周朝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桑树，批评周厉王将其摧残的枝残叶凋。

诗中明确指出，当局政策失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心不稳。其最终下场，便是：官逼民反。于是，诗中末尾明确说：“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意思是：太可悲了，国家就要灭亡了。在这国家危难之际，大臣们心里都暗暗着急，都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

召公曾苦心劝谏道：“民不堪命矣!”大致意思便是：“百姓生活艰难，马上便要谋反了。”周厉王不仅不听劝，还认为这位老臣是在危言耸听，在盛怒之下，命令下属一个部队对民众密切监视，严加控制，竟然，搞起了“特务统治”。

于是，那时民众都不敢随便发牢骚，因为，只要被认为言论扰乱政局，便会立刻被逮捕处死。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百姓生活的战战兢兢，不敢对当局有任何抱怨。两个熟人在路上相遇，顶多会相互间交流一下眼神而已，这便是所谓的“道路以目”。

之后，周厉王看到国内呈现出如此一派“祥和”的“大好形势”，便非常得意的对召公说道：“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认为自己的本领很大，百姓都惧其威势而不敢胡乱嚼舌。

召公却不这么认为，听完后非常严肃的回到道：

“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大致意思便是，你这一招只能堵住民众的嘴，然而，堵民众的嘴，比堵住洪水还要难。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堤，便会有很多人伤亡，治理天下也是这样的道理。

接着，召公又就前人之事而言，说：

“前代君王在处理朝政之时，总是让各级官员积极献策，平民的意见也能被转达给君王，朝中内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内亲外戚也能发言，以弥补帝王的疏漏过失。乐师和史官等以歌曲、史实加以开导，学者再进一步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仔细考量之后，政策才能交付给有关部门执行，如此一来，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才能合乎民意。”

召公还非常恳切地说道：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最后，召公十分明确的指出：“民众心中所想必定会表达出来，政府如果认为政策合乎民意便继续实行，怎么可以堵民之口呢？就算一时通过暴政堵住了民众之口，又能堵住多久呢?”

然而，此时的周厉王不听劝谏，决然实行暴政。

可以说，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追求个人靡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史料对于对于周厉王，《国语》只载其“虐”，可想而知，他有多残暴。

不久，周厉王哪里知道，尽管天下看上去一片祥和，但是民众的怨气却在暗中聚集，暴政仅持续了三年，这股怨气便爆发了。之后，各行各业纷纷爆发起义，大批民众冲入皇宫，皇宫守卫根本无力抵抗。

厉王见此局面只好逃命，渡过黄河，一直逃亡到彘，才敢停下来休息。虽然，捡回了一条小命，但他却失去了一国之君的位置。

公元前八二八年，周厉王于这片蛮荒之地彘地病逝了。墨翟《墨子》中对其评价道：“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

参考资料：

『《史记·卷四·周本纪》、《桑柔》、《国语》、《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