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任鸿隽订婚日与胡适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南京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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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的学术与选择

1920年回国后，陈衡哲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成为民国初年的知名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陈衡哲得风气之先，为现代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陈衡哲比冰心年长10岁，比林徽因年长14岁，在她已经学成归国时，这些后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声名远扬的女作家们还未出国门。

陈衡哲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刊物《独立评论》，并多次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更是颇有建树，曾著《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陈衡哲善于用中国的成语和古典诗词来帮助读者理解外国古史的变迁，她的《西洋史》水平之高，至今仍广受称道。实际上，她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重要先导作用，远远没有得到重视。

1922年，陈衡哲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指导老师，曾在南高演讲“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后又有多次讲演，每次演讲都深受史地研究会年青会员的关注，与会员交流，“讨论久之”。1924至1925年，陈衡哲曾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西洋史，为期半年。1926年她出版《西洋史》。1927、1929、1931和1933年陈衡哲连续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日本、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主编了《中国文化论丛》一书。

1930年，陈衡哲《文艺复兴小史》出版，并回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她与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吴宓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后三年之中，发表了四十九篇文章，大多有关国家与历史、儿童教育、青年及妇女问题。

1935年，南京政府认识到大西南的重要性，为控制和建设四川，将成都的几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请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总干事的任鸿隽去做校长。陈衡哲随任鸿隽赴四川大学担任西洋史教授，并曾担任四川大学史学研究会的指导教师。

短短一年内，川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最高学府。但是任川大教授的陈衡哲，对四川军阀和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进行抨击，此外，她还对当时四川到处抽鸦片、四川女学生居然以“宁当英雄妾，不做庸人妻”为理由，争当小妾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她的文章惹怒了四川上层，他们不仅在报章上对她污蔑谩骂，还进行威胁和恫吓。这种情况下，陈任夫妇先后辞职。

1935年，45岁的陈衡哲用英文写就《早年自传》，这是一本有深远意义的著作。她说：“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她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本，叙述自己怎样从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女子，成长为一个自立的现代女性，体现了自传的学术意义。自传开篇就视野开阔，用扬子江和大运河的对话作为序曲，大运河的命运是人造的，扬子江的生命是自造的，她以扬子江自比，充满了“造命”的自信和快乐。此外，这本传记所贯穿着的强烈女性主义意识，时至今日，也是中国女知识分子的稀缺气质。

在谈到写这本外文自传动机时，陈衡哲说：“本书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一个能够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的将来。对于一个在她自己的儿童和少女时代付出过上述代价又曾亲眼目睹她的长辈和逆来顺受的亲戚被迫为旧习俗、旧观念作出牺牲的人，她自然会怀着极大的忧惧和不安审视任何历史倒退的倾向。”通过这些话不难看出，四川之行，尤其是四川妇女的处境对她的深刻触动。

离开川大后，正值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由中基会资助正在庐山创建植物园，陈衡哲夫妇来到庐山，在园内筑屋隐居。这段平静的生活，以及胡适女儿素斐的不幸染病夭折，使她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她说：“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或者，她也意识到在自己成长经历中，家庭教育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早年自传》中也可以看出陈衡哲当时的想法：她回忆父亲发现她早慧后亲自教授、舅舅对她的鼓励器重，说明发现孩子的长处的重要、保护孩子好奇心的重要、说明给孩子选择读物的重要，在父母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人生观，等等。可以说，这本自传于她，不仅有学术意义，她也反思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决定把这种反思付诸实践。

从此，她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三个孩子的教育上。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已经47岁的陈衡哲“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过着地道的文化难民生活”。抗战胜利后，陈衡哲除间或发表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前往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

陈衡哲年轻时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结婚后也一边怀孕还一边著书。她几次进出高校，角色在学者、母亲、妻子、女人之间切换。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知识女性，她在那个年代面临的困境，也是今日无数女性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她面临的客观环境是战乱国破、女性地位低下，今日女性则幸运几何。陈衡哲的幸运在于自己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遇到了欣赏她、甘作“屏风”的丈夫，三个子女也不负她的付出：长女以都为哈佛博士、宾大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晚年陈衡哲

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丈夫赴港，准备去美国与子女团圆，却突然间回到上海，任鸿隽还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大转变，据说原因是任鸿隽无法割舍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解放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是，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任鸿隽不仅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反而陆续将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即因心力衰竭病逝。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陈衡哲任鸿隽在美子女的来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词。第二天夜里，他给任家姐弟复了一封长信，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不出一月，胡适即于2月24日骤然离世。

悼亡词中，陈衡哲难忘任鸿隽早年对她的承诺：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

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

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任鸿隽的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因为丈夫一直比她健康。她后来眼疾加重，视力衰退，连楼都多年不下。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双儿女在海外，抄家自然难免，她的诗词稿在浩劫中也不知去向。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86岁。当时，身边只有妹妹和女儿任以书。而任以书的丈夫，则已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而悼夫词，便是如今能见到的陈衡哲最后的作品。

本文来自《人物》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