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这本《极简欧洲史》,今天要说的是，欧洲历史的权力结构。

我们前面说了，雅典和罗马早期，都是公民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国家有难了，需要公民履行义务去服兵役，那相应的，也就要给他们以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当兵吃粮”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认可，和政治表达的权利，这就是公民权。公民和国家，不是单向的义务，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我给你当兵打仗卖命，那你国家在决策一些事务的时候，就要考虑我所属的社群、经济阶层的诉求，尽可能地兼顾各种利益。这样，就让政权的运作，始终是处在一个受到各种制约的框架下。

因为有这样的底子，所以后来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还有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起来的那些王国的君主们，虽然也有很大的权力，但不是无限的，他支配他手下的各级贵族做事，也得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国王册封贵族的礼仪，被册封的贵族，跪下向国王宣誓效忠，这时候国王要过去拉住他的手，听他宣誓，然后贵族起身，跟国王拥抱，互相亲吻面颊，然后并肩而立。这种仪式，虽然也是象征着贵族对国王的臣服，但可以看出，也有平等的味道，作者解释，这就象征着双方关系的本质：臣属提供的是效忠，而君主提供的是保护。而不光是国王和贵族，贵族和他手下的家臣，家臣再和他的手下，互相之间也都是这种关系，作者说，西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直是有这么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关系。

所以，虽然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等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壁垒森严，社会地位和财富，差异也很大，但是，他们也都有比较明确的权力边界。

除了社会结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的制衡。具体说，就是政权和教权。基督教有一条重要的理念，记载在《圣经》里，据说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很有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那就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俗政治，这是你们君主的事儿，而人的信仰、精神世界，这是归我们宗教界来管的。后来基督教成了欧洲最大、甚至唯一的信仰，从国王到平民都信它，而且教会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世俗政权，也需要得到教会的合作，这样，也就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教会。所以你看，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是很有分量的，一旦他宣布，把某个国王开除出教会，那绝对够这个国王喝一壶。

教皇和国王这种权力斗争，有时候会发展成真刀真枪的战争，给欧洲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教廷也没少干各种腐败奢靡、荒唐愚昧的事。但是，教权的存在，它始终充当着欧洲权力格局当中的一极，对政权构成一种制衡，所以我们看，欧洲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那么多各种所谓“大帝”，但他们谁也没有过中国皇帝那种，无上的权威。

可以说，正是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边界，教权与政权的彼此制衡，造就了欧洲这种多极化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各方之间，一旦谁试图打破平衡，就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反弹，最典型的几次例子，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有宗教改革，这都是王权或者教会试图扩大权力踩过界，引发强烈反弹。

在这些不断的斗争中，权力结构也不断优化，国家成为能兼顾越来越多阶级利益的一个共同体，这样，才发展出了各个阶级或地区，选派各自理想的专业人才来作为代表，大家一起商量国家大事的，这种现代民主制度：代议制。

再来说说欧洲的语言。欧洲绝大多数的语言（除了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从大的分类上说，都被归纳入印欧语族，使用印欧语族的民族，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生活在今天黑海一带，后来他们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往东的，进入今天伊朗和印度北部，往西的，就进入欧洲。所以印度的梵语、伊朗的波斯语，跟欧洲语言从根源上说，有共同的起源，这个情况是在近代才被语言学家发现的，因为印度人和欧洲人的祖先都说这种语言，所以把它命名为印欧语族。

而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古代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因为《圣经》的记载，认为所有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那他们说的语言，肯定也是古代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语演变来的。而事实上，希伯来语属于另一个大语系：闪米特语族，包括今天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还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其他语种。印欧语族跟闪米特语族，其实关系离得就比较远了。

印欧语族在欧洲发展了几千年，又分化出三大语系，分别是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其中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日耳曼语呢，就是日耳曼蛮族的语言，那就相当于大白话，随着双方的交流，互相都有很多的单词进入对方的语言，所以这两种语言彼此影响比较深。斯拉夫语，距离他们要远一点，今天的俄语，还有乌克兰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这些，都属于斯拉夫语系，主要在东欧。

今天世界上通行范围最广的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在中世纪的时候，只懂日耳曼语而不懂拉丁语的人，被视为没文化的，但随着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倡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圣经》，打破使用拉丁语的教廷对《圣经》的垄断，加上当时印刷术的普及，英国德国北欧这些地方的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有了能跟拉丁语世界相抗衡的，自己的地标性的文化人，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据考证，莎士比亚不懂拉丁语，在当时以拉丁语为正统的所谓传统文化人眼里，基本就是文盲一个。

下面再来看欧洲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讲得就更简略，就只提了两条线：工业化、城市化。这个过程，作者重点对比了18-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我们知道在当时，欧洲已经处在技术革命的前夜，本来法国和英国的基础是差不多的，但是法国的农民在革新方面，太保守了，不愿意承受哪怕一点变革的代价，而英国，先是在农业上采用四田轮耕制，就是把土地分成四块，不同季节种不同的作物，通过这个办法实现了农业增产，也就是说，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这样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铺平了道路，所以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跃居世界头号强国。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影响力范围，在今天世界上也是最广的。

作者在后记中探讨的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欧洲为什么能成为各个文明赛跑中的领跑者。

在这作者特意把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领先于欧洲文明，也对欧洲有过很大很深远的影响，比如四大发明，还有运河的水闸、骑兵的马镫，这些技术都是中国传入欧洲的。还有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综合国力，那不是欧洲任何一国能比的。那么欧洲完成对中国的反超，靠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这就是因为在欧洲，“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王的”。注意，这就是关键，也就是我们前面用那么多篇幅讲过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这种社会结构下，各种权力互相制约，国王要给手下的封建贵族们几分面子，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征税也不能征得太狠，必须细水长流，不能杀鸡取卵。

这样，社会才有弹性和活力，一些新兴阶层，能从各种权力的缝隙间，获得自己的生长空间，比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同样，思想、文化、科学、艺术，也都是如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限制，可以自由发展。而反观中国，皇权一个命令，就能决定一个影响未来几百年的国策，比如明朝皇帝下一个禁海令，中国曾经那么辉煌领先欧洲将近一个世纪的航海事业，说废就废了，而儒家学说，从学术到人的为人处世，都规定得死死的，这就压制了文化和思想的生长，所以欧洲的自由、多元、活跃，还有进取精神，这是欧洲能获得优势地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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