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旧京画坛来，没有人不晓得蒋兆和，但论京派画却从不把他当做正宗，因为他和齐白石都不是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极左的岁月，往往不正视画学研究会精研古法弘扬国粹的用心；重视传统了，又往往忽略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们革新创造的意义。说实话，他们都已成了传统，前者是老传统，后者是新传统。他们已构成了一股合力，缔造了北京的美术，培育了北京的几代画人，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品牌。要论画家与民众的关系，蒋兆和与北京老百姓贴得最近。蒋兆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执着地为下层民众呼吁呐喊的水墨人物画家，解放后是人民大众的歌者，又是自成体系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的一代宗师。

自学成才

蒋兆和对于美术，有天赋，有兴趣；美术对于蒋兆和，则是其生存的需要，谋生的手段。1920年，16岁的蒋兆和因生活所迫离开家乡，沿长江东下流浪到上海。为了糊口，蒋兆和画人像、画广告，搞商业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自修素描、油画和雕塑，他像阿Q一样“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即使这样，有时还得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对于阿Q，人们习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蒋兆和创作于1938年的《与阿Q像》，阿Q的左手托着右手，虽然显得无力，但右手却是攥着拳头。

《与阿Q像》

蒋兆和说:“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蒋兆和与贫苦大众是息息相通的，他画黄浦江畔的黄包车夫，画北平城里捡破烂的老人和算命的盲人……画自己亲历、亲见的人间苦难。齐白石看到蒋兆和画《卖子图》，题写了“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的诗句。蒋兆和自己说:“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卖子图》

《施舍一个》

《流民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流亡

上个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也是最杰出的人物画家，就是蒋兆和先生。我们伟大的绘画传统是千里江山，不是死亡。而蒋兆和一辈子没有画过壮丽河山，他喜欢画人，特别喜欢画可怜的受苦人。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绘幸福。就算有，看了你未必会感染到那种幸福。可是描述苦难的经典。你真的会被感动，虽然你可能跟画中的经历毫无关系。

谈到蒋兆和，必然要谈到《流民图》。《流民图》高7尺、长9丈，称得上是巨幅长卷，通过一百多个不同人物的造型，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浓缩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流民图》被称为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伟大画卷，它与毕加索的《哥尔尼卡》和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原爆图》并称为二战期间反战爱民的三大经典。《流民图》饱含着艺术家的心血，也体现了蒋兆和的大智大勇。

《流民图》局部

蒋兆和亲眼目睹“九·一八事件”以后，那个东三省的流民；亲眼目睹“八·一三淞沪战争”的上海流民；也看见北京在抗战爆发沦陷以后的流民。所以他心里不忍，心里不安，他非要画《流民图》。

看看蒋兆和先生的照片，一脸的慈悲、老实，一脸的苦难、郁结，抗战胜利后，他在自己的祖国当了几十年“精神流民”，后半辈子一直低着头过日子。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画了《流民图》。

这幅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顶梁之作，对国家、对蒋老而言，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流民图》局部

《流民图》于1943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诞生和展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凝聚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沦陷区人民的支持。蒋兆和以画像为名广泛收集素材，1942年完成了《流民图》小稿，为防人耳目，逐一找模特儿写生，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1943年9月《流民图》停笔，琉璃厂宝华斋裱画店的师傅们连夜在当街石台阶上，画面朝下，装裱了《流民图》，开创了裱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为防不测，蒋兆和印制了50套《流民图》的照片。

为了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流民图》改名为《群像图》，作者被迫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能够通过审查的《启示》。

《流民图》参展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殿展出，络绎不绝的人群静静地走过那漫长而悲哀的画卷。仅在开幕之际，50套《流民图》的照片就全部售空。当天，日伪当局就禁止了画展，当蒋兆和正要离开现场时，一位监督收场的中国警察走到画家面前，恭敬地敬了个礼。二人泪眼相望。

这还没完，对蒋老个人来说，真正的传奇性在于，因为此画他既留名青史，更是结下了一段良缘。

画作头一次展出那天，一名娟秀少女无意中走到了它的面前。远远的，她先是惊讶于那画幅的巨大，等走近了一看，一股活生生的气息即刻扑面而来，好似一个漩涡，将她牢牢卷入、脱身不能。她的耳畔呼呼作响，仿佛惊天动地地响起了嚎啕、呻吟、悲慨、呐喊;她的眼前乾坤颠倒，一双双手本能却徒劳地向上伸，一双双眼经历了太多次绝望而变得空洞麻木……那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她的精魂完全被震慑住了，以至于她忘了时空，只好像是被吸入了那个悲惨世界当中，眼睁睁目睹着人间惨剧，或者说她就是那些被侮辱人群中的一员，和他们一块儿饱受摧残、深深惶惑……虽然痛苦，却绝不厌恶，相反有种异样感觉，被莫名其妙吸引、欲罢不能。

《流民图》局部

多年以后，这位女子说：“我很喜欢画，尤其是蒋兆和的画。因为蒋兆和的画，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她这一句话，顶得过千言万语。因为她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掌上明珠，生性聪颖，喜欢绘画，对艺术有着敏锐独道的见解。还因为她是蒋兆和的夫人，萧琼。

《流民图》让她与蒋兆和结缘。她说的话，半是出于艺术鉴赏力，半是出于对丈夫、对知音的了解。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溢美之辞，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声“很喜欢”、“深刻”，就足矣。蒋、萧二人很快便结为连理，彼时蒋兆和已经40岁，不惑之年，才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前半生的风霜苦难因为有了萧琼这位贤妻，都得以温柔抚慰。除了家庭生活的温馨，更让蒋兆和欣慰的是，萧琼和他还是精神上志同道合的伴侣，从此相伴风雨人生路数十载，矢志不渝。

《流民图》局部

蒋兆和与夫人萧琼

萧琼对书画艺术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深厚的根基，她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先后师从齐白石、溥心畬、王雪涛。上世纪30年代就分别在北平(北京)、津门(天津)举办过个人画展。成为蒋兆和夫人后，她和丈夫在书画上得以相互唱和、互为知己，1945年在北平举办过联展，文革浩劫后，1981年还分别在深圳、北京与丈夫举办过书画展。

在他们相伴相守的数十载中，因为萧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理解以及事业上的扶持，蒋兆和一路攀往自己艺术生涯的顶峰，开创了一代画业。

蒋兆和与夫人书法家萧琼女士，以及女儿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他在《病榻梦语》中写道：“深感人生之最可贵者为‘情义’二字，无情无义，岂如草木乎?”深浸画坛数十载，在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犹能得出这样感悟，实难可贵。

相信这首先来源于夫人萧琼。这位名淑贤妻，相知相识、相爱相守了他一生的女子，真正是风雨兼程、无怨无悔。他们从抗日到解放战争、到文革浩劫，萧琼陪伴蒋兆和吃足了苦头，摸爬滚打、九死一生，国土动乱、满目疮痍……文革过后，她又不顾上了年纪的身子，四处奔波、殚精竭虑，不屈不挠地为丈夫的平反工作不懈努力着，直到政策落实。好在有妻子这么个定海神针的不离不弃，艺术家蒋兆和才没有被苦难击败，相反把苦难当作基石，借此拓宽加深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养就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原以为会就那样一起慢慢变老，直至人生尽头。可惜只猜对了开始，没猜中结尾。蒋兆和终早十余年，离妻子而逝，留她一人，孤独怀念。

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生得此一知己，幸也。

苦难人生，可贵品质

蒋兆和具备有伟大艺术家所共有的、最为可贵的品质——真诚。他的苦难人生，使他独忠于社会的苦难，灼热而正直的良心，使他独忠于劳苦大众。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穷愁悲苦的难民，都有着纯朴、善良和不屈服于命运的个性，天真的儿童和纯情的少女，于美丽可爱之中总包含着苦涩。在那倾注着情与血的画幅上，或许见不到“一波三折”的优柔和“墨分五色”的绚丽，但细心的观众都可以从那频繁顿挫的勾勒中和苍劲、枯涩的皴擦中，用心灵体察到那个时代悲怆痛苦的节奏。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创造的美是庄重而幽深，那么现实主义的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创造的美是崇高而苦涩。如果说，法国世纪的现实主义画家米勒，通过和平、温馨的日常生活表现劳动者的圣洁、纯朴，那么蒋兆和在20世纪通过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那悲壮的凄凉。

《卖子图》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还持续了好几年的内乱与战争。此时蒋兆和最欣喜的是与抗战中失去联系的徐悲鸿又再度重逢。1947年，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亲自写了聘书给蒋兆和，请他留校执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平国立艺专正式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出任首任院长，蒋兆和成了这所美院的终身教授，他的后半生，于此才总算不用颠沛流离了。

新中国给了蒋兆和许多的荣誉，也给了他太多的局限。在学校里，他是一位极好的先生，对学生之好，一如徐悲鸿当初对他的好一样。但是在创作的自由度上，他的笔从此只能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每一次新走向而画出被需要的主题作品。没有人可以逃离这个庞大政治体系的笼罩，没有人可以再去描绘民生之艰辛，劳苦大众之不易。

一如新中国之后所有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蒋兆和精湛的笔下，饥荒消失，苦难不再。学生、社员、工人、母亲……，所有劳动者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充盈着幸福，洋溢着战天斗地的昂扬精神，健康而明快。

也许是要缓一缓这类歌颂复歌颂的创作，蒋兆和后期画了不少他喜欢的古代圣贤，李太白、李时珍、杜甫、陶渊明、苏东坡、张仲景等人物造像，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其中杜甫的画像就有好几张，眼神无一例外地饱含忧患。细心品咂，这位诗人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或许正深藏在蒋兆和的心底。他画这些人物像，是在欣赏他们的不同风骨，也许也是想告诉点心里的话给他们。此外，蒋兆和也画了不少幼儿与鸽子的图式，这与他做了爷爷有关，也与他沉吟、不可诉说的心绪有关。

蒋兆和的艺术形式是杰出的，他用自己在西式写实素描上的观念与修养，改良了中国画几近僵死的体系，构建出中国人物画的新面貌，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虽然那最有生命力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于新中国之后、于生命的后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但那实在不是他的原因。而事实上，他的质朴，他的赤子之心，他的悲天悯人，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太多人读得懂他的笔触与心思，读得懂他珍珠般可贵的人格，对他的敬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看过先生画画时的眼神吗？那一双眼睛，特别的亮闪闪。那一脸的善，特别的让人动容。蒋兆和从不自命不凡，然而他却创作了非同凡响的艺术。这艺术感动了一个世纪的中国人！！！

蒋兆和部分作品欣赏：

蒋兆和约1925年画的《老鼠上灯台》（图案 24.6×18.6cm），该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之一。或严格说来不算是作品，只是一种设计图案，但也显现了他的才气，生动而活泼，颜色与图案都十分讨喜。须知画此画时蒋兆和只有二十一岁，今天搞设计的青年，二十出头能轻易出这样一份设计稿么。

蒋兆和虽然是以水墨成名，但之前的油画修养也是很出色的。这是他1936年的油画《一个铜子一碗茶》（65×84cm），彼时的蒋兆和已得徐悲鸿的多年指点，染有那么一点学院派的味道，但从题材上并无什么风花雪月，就只是画他熟悉的底层人民的生活。

也正是在此年，蒋兆和弃油画而拾水墨，从此开启专门探索水墨画的道路。

蒋兆和的《老父操琴岂奈何》（立轴设色纸本 107.4×79cm）是他弃油画而专攻水墨之后的作品。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多年时间内，可说是蒋兆和创作的黄金时段，他画他想画的、熟悉的与擅长的，得着他的自在，享受着他的自由。

蒋兆和的这幅《敬老》（水墨纸本 106×41.5cm 1948年），每一个细节都画到位，人物的眉眼儿尤其活泛有神，阴影虚实处理得好舒展。

蒋兆和画自学、字自写，题字虽不尽然是多么有功力的书法，可是看看画边上的这行字，照样有模有样有气象。好佩服先生。

如《拾荒图》（立轴设色纸本 96×40cm 1934年）中捡拾垃圾这样的作品，在1949年之后的语境里再不可能出现了。逃难、乞讨、卖艺之类的题材更不可能出现在画面中。自此，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蒋兆和绘画的主题，即使他再看见什么苦难，都不能再用画笔表达他的同情了。

这幅1942年描绘底层百姓讨生活的《耍猴图》（镜心设色纸本 186×104cm）的景象，并不只是那个时候才有。即使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一样的人在靠这门技艺糊口。过去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借此声讨某党某体制的黑暗，那么我们今天对此，又该说点什么呢？

《调鸟》（镜心纸本设色 42.5×40cm）。两个小伙伴在开心地调鸟、训鸟，看得人心里一片春色。

蒋兆和1953年的《母爱图》（另一名称为《母亲的希望》立轴设色纸本104×88cm由其夫人萧琼收藏），不再是旧中国过去的苦难画面了，甜美、微笑与希望出现在艺术家的笔下。一方面，这种情感的呈现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唯一允许呈现的艺术样式，并不指苦难真的消失，贫穷真的不在。

蒋兆和《休息的时候》（纸本水墨 1955年）描绘了一个田间女青年劳动休息时，专心读书的情景。女青年健康漂亮，神态自若，壮壮的，朴朴素素的，体现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美好要求与想像。至于读书的画面，是要讴歌那个时候如火如荼的中国妇女扫盲运动——这个赞美，我真心实意喜欢。

1959年，大跃进已经全面展开，同年蒋兆和画出了《杜甫像》（纸本水墨 131×90cm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样的作品。诗人一脸的忧患，潜在地表达了艺术家心底的无言苦闷。

生命的后半期，蒋兆和画了不少的知识分子，这幅《朱屺瞻肖像》（立轴设色纸本 53×37cm 1972年作）是其中的杰作之一。画中的朱屺瞻先生，是一位经历了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活了105岁的长寿老人，水墨画家，笔墨天真澹泊，十分精湛。

《给爷爷读报》（设色纸本 97×89cm 1956年）这幅作品，内中深意，滋味百般。已经开始闹饥荒了，就把人画得胖胖的。《人民日报》的主编邓拓刚被责令离职，就已开始用绘画的形式告诉人民，该认真阅读这份党报了。

《在毛主席身边前进》（1960年）。从形态与技法上，此时蒋兆和的笔法，奇怪地不再拥有中年时期的那种力透纸背。而在思想意识上，自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东西，绝无可能再画出来了。

《流民图》（前半卷局部设色纸本200×1202.7cm 1943年）是蒋兆和真正的好作品之一。在此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徐悲鸿会评价蒋兆和的画“雄俊不凡”，虽然这四个字并非是形容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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