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直提倡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般来说，一个人要是能在一两个方面有些成就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苍天似乎对有些人格外地垂爱，以至于这些人在方方面面都有出色的能力，在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是大宋王朝的耀眼明星——全才苏东坡。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文化历经数千载的演进，登峰造极于宋朝。宋朝为许多人所迷恋，因为它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士辈出。在众多名士当中，苏轼最为让人熟知并且最为出色的，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他代表着北宋文学史上一作永远无法超越的巅峰。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他是北宋取得文学成就最多的人——没有之一。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苏东坡留下来广为流传的诗词达3000多首，像我们耳熟能诵的《题西林壁》等，他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为“唐宋八大家”。苏轼在绘画方面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尤其是绘画的理论影响是深远的。他认为绘画要有诗意，应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情。他反对因袭前人的一些陈旧方法,反对纯客观地模拟自然,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绘画观点。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而苏轼是排在首位的，号称苏蔡米黄。苏轼是个伟大的美食家，东坡肉，东坡肘子就是以苏东坡命名的。苏轼还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有着这么多光辉灿烂的头衔，在大宋朝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下，苏轼应该是扶摇直上，可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个玩笑，苏轼的一生屡经波澜，曲奇坎坷。苏东坡少年得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年少的苏轼、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策考试“入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度，录取名额只有五名，由皇帝亲自主持，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为最。苏辙入四等。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着接班人来培养的。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

在经过几年的历练，苏轼大展身手的时候即将来临，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这时候的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苏轼作为守旧派的反对者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结案时正值腊尽，惊魂甫定的苏轼连新年也不敢在京城过。在除旧布新的爆竹声中，顶风冒雪，径往黄州而去。元丰三年正月底，苏轼从光州翻越大别山，遥望蕲黄烟笼，长江如带，心中才感到了一丝惊弓脱网的真实。 这时期苏轼的创作开始渐入佳境，他寄情山水，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苏东坡的一生是用情致深的一生。于人、于事、于国、于家、于文、于艺，一份深情都用到了极致。 王安石以国为本，苏东坡以民为本。因两人政见不同，在王安石为相时，苏东坡转徙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并且苏东坡把以民为本的理念贯彻始终，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每每在杭州西湖边徘徊留恋之时，让我们不禁欣赏苏东坡的伟大。他更是杭州文化的象征。但是，当王安石罢相而去，失势蛰居金陵的时候，苏东坡自江州顺流而下，两位世纪伟人恩怨一笑而泯。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因为他为王安石鸣不平，遭到了司马光的排挤和打压，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特别是章惇为相的时候，苏东坡两月三贬，漂洋过海一直走到了天边，于花甲之年谪居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南宋高宗继位之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文忠这个谥号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文官为了得到这一殊荣可以说挤破了脑袋，得到这一殊荣的人可以说凤毛菱角，清王朝除外，清王朝文正——文忠有点奴才的意味）

在中国古代，像苏东坡这样的生命个体堪称绝无仅有。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穷尽了生命的可能，穷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抵达了生命的极限。

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