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时的奉天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局面，只能等待张学良或张作相等要员返回后定夺；远在北京前线的张学良身边还有杨宇霆、胡兰春等人监视，害怕杨宇霆趁机夺取三军团军权，更怕日本得知张大帅死后、堵死北京前线奉军精锐返回奉天的路，被蒋介石的北伐军围歼。因此，皇姑屯事变发生后几天，东北军处于“往常局面”；张学良到达奉天后，开始秘密或半公开大范围的调查事宜。

当然。要想准确理解有没有发生报复性行动，有没有追查凶手，必须了解皇姑屯事件的简单过程、理清奉系军阀内部势力派别、东北亚格局中各方纷争，然后才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一、理清皇姑屯被炸一事，是为了找清谁是作案嫌疑人？谁负责出面彻查？1928年6月3日，面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不断向北开进和日本咄咄逼迫张作霖签署、旅行之前答应的“满蒙五路密约”，张作霖专列从北京秘密发出。4日凌晨5时23分，专列行至皇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红交叉的旱桥下，突然一声巨响，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被炸毁。

张作霖身受重伤，奄奄待毙，同车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登时气绝身亡。血肉模糊的张作霖被扶入汽车送回帅府，数小时之后，不治身死。事件发生在日本铁路警备区内部，鲜艳日军脱不了直接干系。因此， 日本林总领事迅速向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通告：日方承担受害现场警备力量，并且负责双方通讯业务，避免出现误会。

日军退役中将贵志弥次郎辅佐张作霖的次子张学铭，曾亲往现场视察。他在给田中的报告中指出:根据炸药数量和火药质量看，不是南方便衣队所能携带得了的;此外，电线一直敷设到起爆器处，这般费尽苦心的手段，也证明与日本军人大有干系。

日本民政党6名议员到现场调查，发现残留火药是“中国军队不具备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连接火药和爆破装置的电线尚未撤去，其电线一直连接到日军的铁路监视所”。因此，当时各方舆论的焦点对准日本，尤其是驻在奉天的关东军和铁路警备队。大家普遍认为日军有意为之。德国总领馆直接向高清和致电，认为是日方警备负责，日方应该负有完全责任；并派遣伍礼士博士和本馆翻译白君可一同前往治疗受伤人员。

面对德国领事馆的一片好意，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好言拒绝，认为伤员在医院正在抢救中，无暇顾及。实际上，此时的张学良并不在奉天，无法全权主持奉天大局。与此同时，驻扎在奉天的军队和在乡军人已经戒严起来，随时准备作战。面临这样紧张的局面，奉天大本营能做的就是维持奉天的日常镜像，营造张大帅并未死去的假象，以便等待张学良返回奉天接管大权，以待彻查。

二、奉系军阀的内部派系斗争。1928年的奉系军阀存在三种主要力量，一是以张作相、汤玉麟、吴俊升等代表的“老辈”土匪出身的老炮；二是杨宇霆、胡兰生为首的留日派或者士官派；三是张学良战败郭松龄后提拔的黄显声、王以哲等新派势力。张作霖身边待着的和奉天守家的更多是老派的人马，靠着江湖道义守着奉天。但是，此时的奉天缺乏实力派人员统筹全局。因此，只能维持现状、等待张学良主持大局。

远在北京前线的奉系军队以张学良、杨宇霆为首，二者之间相互猜忌、缺乏信任。尤其是，杨宇霆的才干和身边的人脉（曾与白崇禧商讨，取代张学良而代之）被张学良忌惮。张学良害怕张大帅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杨宇霆联合北伐军的先锋力量白崇禧直接将其架空。二是日本在华北至东北铁路沿线都有警备队，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在奉天城内有驻军。一旦得知，张作霖被炸死，奉天日本驻军会立即武力夺取奉天；随即配合华北驻军和沿线警备队对张学良等奉军进行关门打狗。因此，奉天在北京前线，并未将张作霖死讯传开，也就无法展开调查和报复工作。

三、错综复杂的东北亚格局使得调查更加扑朔迷离。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后，才开始对外宣称张大帅去世的消息。英德等国立即对此表示遗憾。英国总领事在6月6日，对于奉天交涉署致电：张大元帅受伤感惋惜，希望能够脱离危险、安全无恙。德国总领事致电：张作霖等受伤倍感无限伤感。特派德国领事馆伍礼士博士和本馆翻译白君可一同前往治疗受伤人员。德国总领事电报认为是日方警备负责，日方应该负有完全责任。一旦中国宪兵加入警戒、调查任务，有碍观瞻。日本林总领事，日方承担受害现场警备力量，并且负责双方通讯业务，避免出现误会。

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通告 ，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无暇顾及。日军派遣内田领事、八代副领事、宪兵队长三谷、守备队长三岛、及奉铁路技师山岭前往现场勘查情形。皇姑屯事件发生当日，日本民政党6名议员到现场调查，发现残留火药是“中国军队不具备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连接火药和爆破装置的电线尚未撤去，其电线一直连接到日军的铁路监视所”。

日军退役中将贵志弥次郎也将现场调查情况直接报告给田中首相，“认定与日本军人有关联”。为彻底查清事件的真相，9月22日，田中在外务省内秘密成立了“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命名外务省、陆军省、关东厅三家共同进行调查并指示陆相白川义则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现场调查。到10月底，各方的调查报告先后呈送上来，关东军的犯罪行为已勿容置疑。

面对日军大规模的调查行动，张学良一方面对日本虚以委蛇、拒绝日本所谓的“满蒙独立”；另一方面对奉天进行全面戒严，严肃日本浪人的“放荡行为”。与此同时，张学良派兵对苏联领事馆进行大范围的搜索活动。企图找到皇姑屯事件是否与苏联有关。（史学界十重存在皇姑屯事件究竟是日本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蒙古学者脱脱经过苏方档案梳理，得出此事件是苏联所为。）甚至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也是和“自己父亲可能是被苏联作为有关”。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就皇姑屯事件做出了“极其轻微的处罚”。

1929年7月1日，日本当局以“警备责任”为由对河本大作予以停职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以及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盯竹三同时转为预备役。1930年7月1日，河本的停职处分撤消，转为预备役，1932年10月又被任命为“满铁”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