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军人随时要拿起刀枪打仗，也随时也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生活之艰苦是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斗和生活条件尤其艰苦，常常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等问题都难以解决，饿着肚子、穿着极为单薄的衣裳坚持行军打仗的现象司空见惯。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在如此艰苦难熬的环境下，很多新四军战士仍然保持着对学习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新四军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竟然有一家店常年跟着跑，店里卖的东西一不是吃的喝的抽的，二不是穿的盖的用的，而是书。

新四军自成立之日起，所面临的环境就极为险恶。虽然时刻要做好战斗准备，但叶挺、项英、陈毅、粟裕等历任首长都在全军中强调一点：新四军指战员在军事上要硬，但也不能忽视学文化。他们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帮助战士们树立起学好文化才能提高自身素质的观念，在全军中打造重视学习、重视读书的良好氛围。

正是因为如此，几乎每一名新四军官兵都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两条半枪闹革命”。这两条半枪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条枪当然就是字面意思——打仗用的枪，第二条枪呢？就是写字、学文化要用到的笔杆子了；还有半条枪呢？就是下地劳动所用的锄头把子。

当时新四军有个规定是：干部每天至少读书两小时，每星期还参加一次学习讨论会；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一小时为识字课。

广大指战员所阅读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随军书店。

新四军随军书店，是在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不久，由新知书店武汉总店派员与军部接洽后，在云岭开办的一个分店。书店开设在云岭街道中段，是一家已停业的杂货铺旧址。

在抗战前线部队开设随军书店，这在当时是个创举。

书店开业的当天，部队首长多次派人来选购书籍，书店带来的《抗日战士读本》被选为连队战士文化课教材。军人俱乐部也大批选购抗战通俗读物、革命理论和文艺书籍。

新知书店是1935年秋在上海创建的。抗战爆发后，书店从上海西迁武汉。不久。武汉军事形势又恶化。当时中共中央代表团和《新华日报》以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两总店都决定迁到重庆，新知书店考虑到桂林将成为西南文化中心，不但政治环境和印刷条件较好，而且需要有个出版机构配合作家及文化界的活动，因此总经理涂雪寒、副总经理华应中决定将总店迁往桂林。以后新知书店总店在桂林八路军办李处的领导下工作。

新知书店分店在云岭刚创办时曾以新四军臂章上的“抗敌”二字为店名，叫“抗敌书店”，随后又改名“战地书店”。后来屯澳的生活书店分店也迁来云岭，从而统称为“随军书店”。

生活书店是30年代初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书店总负责人邹韬奋是一位为抗日运动，为民主政治，为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

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总店为配合中共的伉战文化宣传，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决定在全国各省、市筹建生活书店分支机构，以推动抗战形势的发展。

由于坚持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方针，生活书店发行的书刊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书种和发行量迅猛增长，其中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通俗读物《战时读物》、《大众读物》竟发行了500多万册。而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却是冷清萧条。

对于生活书店日益扩大的影响，反动当局十分忌恨，在以欺骗利诱的手法控制书店的图谋失败后，便赤裸裸地动和军警对书店进行查抄，并以违禁的名义没收书刊。1939年，生活书店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都因先后遭到查封而被迫停业。

1939年7月设在东南战时中上浙江金华的生活分店和新知书店同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查封，设在屯溪的生活书店分店不久也撤到云岭。1940年初夏，设在金寨的生活书店分店也被禁毁，负责人方钧被迫避往皖南。

经生活、新知两个总店批准，在皖南云岭的两店分店合并，名为“随军书店”，由方钧、朱晓光负责，工作人员10余人。

图书除保证云岭、中村两个书店门市外，先组织了两个图书流动供应队分赴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的驻地（苏皖两省的长江南岸地区）售书，后又组织力量把图书偷运到长江北岸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驻地去。

“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生活，我们是抗日救国的文化轻骑兵，我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流动供应队……”流动队的战士们背着背包，腰挂手榴弹，三人一组，跟着一个挑着六七十斤重书担子的民工（大部分书刊都已通过兵站先行运送各地），奔赴敌后各战场。

皖南事变时，随军书店在随军突围中被打散，负责人方钧、朱晓光被捕。1942年4月27日朱晓光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脱险归队；方钧（当时化名俞霖棠）于1942年6月13日深夜在江西铅山石塘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