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从宋朝开始，每当边疆有强敌时，主战者会被认为是爱国的，此外，无论是主守者还是主和者，都失去了与主战者平等讨论的地位。只要不做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就会遭到清议抨击，很容易就会被戴上一顶卖国的帽子，而不管其主张是不是真的具有战略、战术上的价值。历史书中不缺乏对气壮山河、攻城略地之英雄的歌颂，却不曾真正心平气和地、慎重客观地去分析具体事件中某位英雄行为的得与失。人类需要气节，但光凭气节解决不了云谲波诡的两国纷争。

范仲淹称颂任福的英勇，哀矜他的悲剧，但仍然冷静地分析：“任福是边关有名的将领，尚且摸不透敌人的实情，更何况其他人。”“边疆将士最喜欢夸耀勇敢，最怕被人说胆小畏敌。任福等人的确英勇，但逞一时之勇对国家是毫无益处的。”

面对大宋上下群情激愤要求复仇的言论，范仲淹引用孙子的话明确反对，“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此时万万不可深入敌境追击，“报国之仇，不可仓猝”。他还说，李元昊所用的计策正是“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引而劳之”，刘平当年上了当，任福跟着中了计，如果现在不考虑实情，只因为愤怒而出兵，那就是配合敌人的剧本把悲剧进行到底了。

因为兵败，韩琦和范仲淹都被撤了职。但不久，宋仁宗又让韩琦和范仲淹主持防御西夏的事务，这次采取了范仲淹的防守策略。从此以后，“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贼至则御之”。

同时，宋仁宗还采纳臣下的建议，在陕西正式划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分区防守，各司其职，负责各路军事。宋仁宗很明白，以后不要主动去招惹西夏人，他们不来就算了，来了诸位就各自管好自己的地方就行了。

崇尚气节也好，忧国忧民也罢，只有慷慨激昂的热情而没有安邦治国的真才实学，只能是夸夸其谈，其结果就是失败甚至灭亡。东晋的人们为什么盼望谢安？因为在谢安之前，满腹才学的清谈名士殷浩，怀着“以手中拂尘横扫北方前秦”的大志，却在北伐大战中一败涂地，最后躲在家里天天用手对着空中书写“咄咄怪事”，留下这个成语作为后人对他的唯一纪念。而殷浩的父亲曾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这句话似乎可以用来总结所有沉浮于宦海之人的最终结局。

摘自《清明高节满乾坤： 范仲淹与范氏家风》，张小娟 著，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