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此都有目共睹。刘晏在任期间，主要办成了几件大事：改革漕运、改革盐政、改革粮价、推行常平法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

刘晏(718年、715年或725年 -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 人。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理财家，信奉道家。幼年才华横溢，号称神童，名噪京师，《三字经》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封彭城县开国伯 。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中元年(780年)遭谗害，被敕自尽，年六十五。后追赠郑州刺史，加赠司徒。《全唐文》 、《全唐诗》 录有其作品。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在德宗皇帝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所面临的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以及整个西、北部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韩滉等人掌理调整财政。四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财政职务，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

这时是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大历六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并判度支使，与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刘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滉掌关内、河东、剑南。韩滉虽然清勤检辖，不容奸佞，但苛克颇甚，人多咨怨。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刘晏以吏部尚书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职衔虽有所变化，但判领财政的实职并无改变。其中，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刘晏于此着力尤多。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开始实地考察漕运。刘晏的理财之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正是不断学习思考的结果。望着沿途滔滔奔涌，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在刘晏的眼里，既是泉货如流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一种通天下百货之利的鞭策？

汴水一线担负着漕船由江南入河的中继作用，地位特殊。目前的情况是军旅未宁，国用空竭，江南谷麦维系着朝廷的安危。漕船每船载一千石，取淮泗入汴，再由汴至河，沿黄河入渭水，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这条绵长的漕线一路风波险恶，而由此以北的汴水至黄河一段，水急浪高，则是最危险的路程。典运将吏，只要走上几趟，无不须发皆白。刘晏在这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在刘晏的坚持下，扬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

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

但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最后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在理财上，刘晏做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项利弊已经非常清楚。

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最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

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以期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可惜的是刘晏的结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晏以富国而不劳民之术，俭家而利于众之德，竟至见忌而冤死，正验证了这一古老格言的残酷与无奈。有时间再写写元载、杨炎和刘晏之间的是非恩怨，殊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