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曾与冯玉祥将军多次会晤，共商救国救民大计，并多次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终使其转向革命，举起了抗日反抗的大旗。

1925年2月底，李大钊在徐谦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受到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李大钊此次到张家口的任务，一是争取冯玉祥转向革命，二是与冯玉祥商谈争取苏联对国民军的武器支援事宜。因工作繁忙，李大钊与冯商量后，于当日下午返回北京。

李大钊回京不久，冯玉祥即派参谋长刘翼、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等人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进行了会谈。同年3月12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后来，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活动，同年6月，国民军又得到苏联政府无偿援助的一大批武器：步枪3500支、子弹15万发、火焰喷射器10具、飞机3架、马力4000把。苏联政府还给冯部派来了顾问和军事教官。

为了将这些武器尽快运到军中，冯玉祥命毛以亨、张允荣、张振亚等人组成接军援办事机构。苏联政府负责将军援经西伯利亚铁器运至乌金斯克，再用汽车运到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后由冯玉祥派人接到中国平地泉(今集宁)和张家口。

李大钊对冯玉祥的支持和帮助使冯深为感谢，他对李大钊更加尊重和信任。一次，冯请李大钊任高级顾问，李表示不做顾问更有利于工作。后来冯对人说：“李有远见、有学问。”对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着想，毫不计较个人名利的献身精神深表敬佩。

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帮助下，冯玉祥明显地转向革命。他对国民军中出现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曾公开表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本领。”后来，李大钊又建议冯玉祥在军中设立俱乐部，冯也接受并建了2个。后来，李大钊又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人到国民军中进行党组织活动，使更多的官兵转向了革命。

1925年“双十节”之际，为表示对工人们生活的关心，冯玉祥送给每个工人10元钱作为酬劳。当时的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肖三(子障)同志不解地说：“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收买。”这话很快传到冯玉祥耳朵里，他说：“说什么的都有，不用去管他们，现在报纸上不正在骂我是北赤吗?只要我们认为是做对了的事就不用怕别人骂。”在北京的李大钊听到肖、冯之间的事后，深感“将相”不和是件大事，便立即乘火车赶到张家口做肖、冯的工作。他对冯玉祥说：“有些人不理解你对工人们的关怀，你不用在意，我们设法让工人了解你对他们的关怀。”冯玉祥说：“我们不怕别人骂，我们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不是还有人骂我们赤化嘛……”李要求冯考虑全局利益，避免磨擦。冯听后心里亮堂多了，对李大钊也更为敬佩，感到李大钊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他。

为了推动农工兵革命运动的发展，团结西北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1925年10月30日，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行委员会在张家口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来自察、热、绥等地代表2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由李大钊主持。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按照蒋介石“将所捕共产党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密电，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悍然于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看守所秘密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此时，冯玉祥正率部在陕西潼关驻守。1927年5月11日，冯听到噩耗后十分悲痛，写下一首《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诗，并立碑悼念李大钊，诗曰：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所在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之为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而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

该碑现完整地保存在陕西省潼关县文化馆内为“吊念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