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8个皇帝中，杨广的名声实在差劲。

从唐到现代，杨广一直戴着一顶叫做荒淫无诞的帽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挣扎。

杨广真的是荒淫无诞吗？真的是谋害哥哥和亲爹了吗？等等类似于这种八卦的料，我从不关心。

评价历史人物，标准只有两条，一是他当政期间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二是他所干的事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

评价行惊天动地之事的大人物，又怎能囿于世俗的道德标准？私生活是否糜烂，上位手段是否正常，是不是经常打老婆骂孩子……这都是琐事，应该统统剔除出评价标准，这是最基本的唯物史观。

跳出世俗的道德枷锁，以全新的视觉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原来是真的这么有料又有趣。

如果站在民族运势的高度，以更宏观的视觉审视历史的河流，中国的408位皇帝，有几个能脱颖而出？从古至今一直被扣着昏君帽子的杨广，有资格走到我们的视觉中。

杨广在位十四年，在这不长也不短的十四年中，杨广干了绝大多数皇帝穷其一生都没有干，也不敢干的事。他所干过的两件事，改变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运势，已足以使他彪炳千秋。

第一件事，开通大运河。

说起大运河，历来褒贬不一。

有个诗人叫胡曾，写过这样的诗，“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当然也不能说胡曾眼界狭窄，毕竟生于唐朝，或许他这是出于“政治需要”。

当然，也有人持肯定态度，皮日休写过这样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给功不较多。”

“若无水殿龙舟事”，杨广就能“共禹给功不较多”了。

杨广举全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我们究竟该褒还是该贬？这要看这条河在历史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大运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把南方的粮食漕运到了北方，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

除此之外，还有吗？当然有。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南移到长江流域，而政治中心却在西北的长安。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两地会不会隐藏着对立的隐患？

如果任由发展，对立的结果会是什么？会不会是分裂？杨广开凿了大运河，把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消除了以长江为界的分裂，我说他的此举改变了民族的运势，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不妥吧？

第二件事，三次东征朝鲜。

我们看看中国的地形图，西有喜马拉雅山屏护，并且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地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中国的这种地势已经决定，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更有可能从东北亚而来。

或许有的朋友对这个理论不屑一顾，那咱们看看历史，导致大明、大清乃至民国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是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

曾成功占据紫禁城的李自成，他就没有认识东北地区在整个棋盘中的作用，东北吴三桂变节，李自成竟只带了五万兵前往应付，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便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

颠覆明朝的力量来自东北，颠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力量来自东北，就算是近代的日本人也由东北侵入中国……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历史上看透这个局势的人不算多，杨广看透了，所以三次东征高丽，目的就是要一举而定万世太平。可惜，这件事杨广没有折腾成，但终归是张罗过，只能算做是他改变民族运势的半件事。

唐太宗同样看到了这个局势，于是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句丽。近代还有一个人看清了这个局势，于是便有了我们的那场立国之战，终究是改变了我们的民族运势。

杨广在位只有十四年，仅凭这改变民族运势的一件半事，他就足足担得起千古一帝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