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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与领导成员合影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形势影响下，突然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政权，在北方随即出现了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的联合，但又隐藏着互相猜忌和争夺的局面。段、张为缓和矛盾，实践冯玉祥的前约，三人联名电请孙中山到北京，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为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和宣传革命主张，使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得以改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孙中山先生权衡利弊，决定甘冒风险，应邀北上，共筹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孙中山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此次他在天津住了27天。

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由广州起航，经香港到上海，转日本神户等地，再乘北岭丸号日轮于12月3日夜抵天津塘沽。北京当局为欢迎孙中山，特派津浦铁路的钢皮一号包车泰山号及87号头等专车，在3日晚7时开赴塘沽恭候。张作霖通令塘沽至天津沿站奉军加意护卫。天津教育厅通令：在孙中山先生抵津开欢迎会日，各大、中、小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欢迎。而孙中山并未乘车，而是仍乘日轮于4日早8时启航抵津美昌码头。

上图：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中）与孔祥熙、宋蔼龄

当日，小小的美昌码头却聚集了5000多名各方的欢迎代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天津警察厅的军乐齐鸣，欢声雷动。随同抵达的有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等人。船徐徐靠岸，孙中山面容消瘦，面带倦意，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行走中不断地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宋庆龄身着灰鼠翻皮大衣，头戴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紧随其后。因为人太多，秩序有些混乱，段祺瑞特派的欢迎代表许世英个子太矮，无法靠前。不得已，他只得向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手下的一名叫李宝荣的警察求助说：“你再找一个人，马上把我护送过去，我要抢在别人前头第一个见到总统。”于是，李宝荣和郑宝善二名警察架着他的胳膊飞步冲上船去。许跑到孙中山面前行礼后说：“报告总统，叫许世英，是段执政的代表，特来欢迎总统，请总统下船。”孙中山及夫人乘坐的是杨以德特备的天津第二号车，由法租界的手枪班骑自行车开道，其余人等分乘后面的6辆车。车至日、法租界交界处，换了日租界的手枪班，直奔张园（张彪之宅），沿途商民夹道、鸣放鞭炮，其盛况为津城前所未有。孙中山一行分住于张园、国民饭店和熙来饭店。

在张园用过午餐稍作休息后，孙中山即前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行前李烈钧半开玩笑地说：“刘邦设鸿门宴会项羽，有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先生访雨亭，也应该有人护驾，您认为何人能担此任呀？”孙中山笑着说：“言重了，此行为统一大业，岂能与鸿门相提并论呢？”于是，李烈钧、汪兆铭、邵元冲、孙科等4人随行。车始抵张府，张学良即出来迎接。至客厅，张作霖才从外缓缓踱入，态度傲慢，旁若无人，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即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上座。孙中山首先开口说：“昨日抵津，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自家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这话显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一时无语。李烈钧起身打破了这尴尬场面：“事虽如此，但如果像吴子玉这样的国家障碍不铲除，那么，国家之进步、人民之幸福，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说，总理的祝贺更有价值，而且也只有您才能担此祝贺！”张作霖听后哈哈大笑，会见气氛才有所缓和。

下午4时，孙中山回到张园后，感觉肝部疼痛，请来德国医生诊治。医生说是因坐船时间过长而疲劳过度，造成消化不良，由胃病引起肝肿，须静养24小时。

4日晚6时，天津各界国民饭店举行欢迎大会。但大会还没有开始却接到了法领事的通知：只准致欢迎词，不许演说。8时，孙科、汪精卫、许世英、杨以德等到会。先由许代表段祺瑞致欢迎词。随后汪代表因胃病不能出席大会的孙中山表示对大家的感谢。5日，马千里、邓颖超等代表天津各界到张园探望了孙中山。

7日下午1时许，日本驻津领事吉田特介绍东亚医院院长田村为孙中山诊病。田村诊后认为，先生所患系胃病，并无何等异状，因肝火太盛，胆之右部膨胀，为胆囊炎。须静养四五日，并非何种大病症。

8日、9日，孙中山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革命运动之志望，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13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联结，是实现上述目的与志望的主要障碍，此项障碍现当打破之……倘使革命事业为中国国民发展之原动力而告完成，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吾人为应付此项新的时局，仅欲谋吾人最小纲领之实现……应准许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决一切……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

上图：唐绍仪与孙中山

18日，孙中山抱病接见了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对段新近发表的“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召开“善后会议”的活动，痛加驳斥：“我今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来，你们如此怕外国人，还要欢迎我来作甚？”许、叶二人一时不敢作声。

这次谈话使孙中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再度加重，19日午后，忽然开始呕吐，体温升高至38度以上。赶忙请来了德医诊治。医生说，尚无大碍，只是久病初愈，起居饮食一切加慎，仍需静养，不能会客，更不能劳心、动气。

18日晚8时，在于方舟、江浩的领导下，天津各团体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的有天津学生联合会、学术演讲会、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21个团体。与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22日，天津方面顶住重重压力，首先成立了由邓颖超为主席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的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吓坏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出面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义庆里40号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

24日，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凡属讨伐曹、吴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领与各省区、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即北洋军阀原班人马，均可作为会议代表，企图拉出某些上层名流装点门面，以抵制孙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联、工会、农会与反曹吴各军、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合理主张。孙中山颇为气愤，遂于26日由天津发出通电，严辞反对与谴责，全国舆论一片哗然。27日，天津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县教育会事务所召开第二次筹备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由学生联合会逸为临时主席，安幸生为临时书记，由马千里、江著无、张寺晨、于方舟、邓颖超等5人起草章程宣言。

30日，段宏业代表其父段祺瑞到天津，请孙中山入京。然后，段宏业又赴曹家花园谒见张作霖，商讨对苏联的问题。同日晚7时，天津市民团体召开欢送孙中山大会，到会有50余个团体的100多名代表。大会给孙中山写了一封公开信：

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展，处处与先生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惟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事辈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12月31日，段祺瑞又派张树元来津催促孙中山入京，并表示，善后会议办法可以容纳孙中山意见。于是，孙中山于当日上午10时扶病启行，随行者有汪精卫等30余人。天津各团体、各界人士200余人前来送行。

北京协合医院刘院长与孙中山是同乡，又曾同在香港学医，听说孙中山的病讯后，马上从北京赶来天津，一路护送孙中山进京。孙中山抵京后，由许世英、卫兴武安排，孙中山住在了北京饭店。1925年1月26日，由于孙中山病情加剧，在刘院长的坚持下，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2月18日，孙科、戴恩赛（孙中山的女婿）鉴于在协和医院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主张改请中医治疗，因此，孙中山又转移到铁狮子胡同外交家顾维钧的住宅，并请来名医张分歧为孙中山治疗，但病情仍未见好转，因凉热剂杂投，终致病情加剧而不可逆转，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时与他第三次来津仅距百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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