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网讯 为促进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与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于10月11日至12日召开。来自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家学者聚首广州图书馆，透过存史、资政、励志、育人的广阔维度，共享最新研究成果。

研讨会选址广州，皇皇巨著《广州大典》是重要诱因，也成为现场近200名专家学者切磋交流间的热门话题。记者在会上获悉，《广州大典》电子版将争取在明年上线，供广大读者在线浏览。

《广州大典》接入互联网阅读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古籍整理的热潮中，伴随着地方学的兴起，地方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出版渐入佳境。200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地掀起了新一轮规模、力度空前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热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方文献的整理迈入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全国已有40余种大型地方文献已经出版或在编纂中。国运兴则文化兴，盛世修典成为客观现实。

研讨会选址广州，皇皇巨著《广州大典》是重要诱因，也成为现场近200名专家学者于切磋交流间绕不开的话题。

《广州大典》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地方文献典籍、传播岭南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大典于2005年4月30日正式启动编纂工作，编纂内容为1911年之前，清代中期广州府范围内的文献。历时十年征集编纂，《广州大典》一期于2015年4月底出版，入典文献4064种，共520册。在拓展、辑轶、补遗的同时，基本上实现了对2000多年来广府文献抢救、整理和再生性保护的目标。

2016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作出决定并发文，由《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和研究中心负责二期编纂工作，内容为民国时期广东文献汇编，地域范围扩大到建国初期的广东区域（包含海南和今属广西的钦州、廉州地区）。据介绍，民国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各类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从三年多来初步调查情况看，纸质文献多半以上酸化脆化严重，如不及时抢救保护恐毁于一旦，“民国文献断层”绝不是危言耸听，抢救民国文献迫在眉睫。

仅核对扫描件便能堆30层大厦高、总重量达一吨的大典，如何登上寻常读者的书桌？记者在研讨会上获悉，待解决部分文献版权问题后，《广州大典》电子版将争取在明年上线，供广大读者在线浏览总字数约3亿多、纸质本售价逾40万元的大典全本。这标志着《广州大典》正式步入互联网阅读时代，逐渐走进普罗大众之中。

大家谈大典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

“为中大研究生提供热门课题”

“《广州大典》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无愧为中国地方文献蒐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利用《广州大典》开展的学术研究已经成果丰硕，其嘉惠学人的贡献正在逐渐明显地呈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在受访时说。

他表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这些问题，既是制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也是话语体系建设水平不高的结果。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涉及文化传统问题意识、研究规范、概念范畴、表述方式等方面，由此可引申出地方文献研究对于具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

陈春声以《广州大典》为例，当中收录的4064种文献，来自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收藏，不但包含了历代与广州相关的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收录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帐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

他形容，这样的工作不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仅只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

“感谢《广州大典》丰厚且具有永恒意义的学术积累、学术追求，为后辈学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研究条件。”这让陈春声不禁回想三十年前读研究生时的求学岁月，为找一本书往往要翻山涉水，花一两周才得以一读。他透露，仅在中山大学便有越来越多研究生申请相关课题，累计博士硕士毕业论文过百篇。

陈春声展望，《广州大典》的横空出世，对文史哲专业师生的学习研究，具有莫大助益，功德将惠及今后几代人乃至逾百年。

“新一代史学家要‘出思想’”

在“数字人文”的时代背景下，陈春声向新一代地方文献研究者提出“出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虛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得出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垂手可得”。”陈春声表示，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陈春声认为，如此一来，对新一代史学家的学术生命而言，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可能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出思想”与否，或许会成为新学术世代里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的更重要尺度。

大家谈大典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广东为全国提供了一个示范”

在《广州大典》编纂过程中，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文献底本数量位居第三，仅次于广州本土的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可谓鼎力相助。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昨天表示，40年前，广东和广州在全国率先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吹响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腾飞的号角。今天，在以一系列文化设施为地标的新中轴线上，广州图书馆创下了日接待读者4.2万人的全国记录，把广州从人们心目中的商业城市转变为文化城市。

“文化作为精神食粮滋润着每位广州市民，促进了广州向高素质、更文明的世界级都市迈进。”张志清表示，承载着数千年岭南文明积淀的《广州大典》面世，这一伟大工程巨细靡遗地把散藏在全国各地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文献典籍收录、整理、编纂、出版，收录品种之多超过了《四库全书》的规模。这是历史上首次编纂的广州地域全书，为保证国家文化安全、传承广州文化和岭南文脉做出了卓越贡献。《广州大典》还采用印刷人民币的无酸棉质纸，使保存时间延长到数百年。

张志清说，这是广东为全国提供的一个示范，堪称中华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广州同仁的不朽文化功绩感到由衷赞叹。”

“以地方记忆建构‘中国记忆’”

“人类文明由多种文明形态构成，编纂出版地方文献典籍丛书则是构建‘中国记忆’的重要途径。”张志清表示，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中国而言，做好“中国记忆”十分重要，难度也很大。中国自古以来就用典籍记载文明，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大都固化在未经断绝的历代文献典籍中，成为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的特征。

张志清说，从地域视角上说，“中国记忆”就是各地方记忆的集合。“中国记忆”的完整体系需要在地方记忆的基础上整合，这是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点。因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也要重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

地方文化典籍是地方记忆、精神家园，地方文化典籍丛书则是全面反映、承载地方文脉的标志。如早期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但魏晋以来，大族南迁、佛法北上、释教分脉、三教交融、西学东渐、洞开眼界，岭南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广州大典》充分反映了这些特点。

张志清尤其关注，编纂地方文献典籍丛书应根据时代特点选择分类，保持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框架，同时兼顾地方文化特点，便于未来形成完整的“中国记忆”。他认为，《广州大典》的编排经验可供全国参考，未来还可以在华侨海外奋斗史等方面多下功夫，让地方文献典籍成为联系中华儿女家国情的文化纽带。

文：广报记者 何道岚 通讯员 穗宣

图：广报记者 苏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