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极致，这可以说是东西方史学家的共识。宋朝的年税收峰值达到了一亿两千万贯，是明朝的十倍。它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

但奇怪的是，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提到宋朝，都会想到“积贫积弱”这个词。这也是宋朝中后期的现实状况，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认为宋代给辽、夏、金岁币,使得它变穷,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覆国。

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比如“澶渊之盟”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天文数字，但实际上只相当于宋朝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假如打一场战争，宋朝需要花费论千万两的白银，相当于八十个县的赋税。

可见，如果不在意朝廷的脸面，还是给岁币更合算。所以宰相王旦就说过：“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况且岁币的损失在彼此的贸易中还能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万两银子(一作70万两),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25万两还要多。

真正造成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是宋朝的奢靡和腐败。

其一，上行下效的奢靡之风，消耗了宋朝大量的财富

宋朝对官员相当优厚的，官员俸禄之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 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数量皆相当可观。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高收入刺激了高消费。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饶州通判白稹向一位新来的同事借了500文钱，用于招待客人吃饭。一顿饭吃500文不少了，宋代官方规定770文为一贯，几乎一贯的消费，可见吃得很丰盛。神宗时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与张昌言两人下棋，输了的请吃饭，也花了500文。可见官员士大夫之间小聚一次通常需要一贯钱左右，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大米。

名臣寇准以花钱阔绰著称，家里连厨房都点蜡烛，奢侈之极。徽宗时蔡京请同事们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这顿饭下来至少上万贯。“腰缠万贯”的主儿一顿会被吃个赤身裸体。

士大夫阶层的奢靡风气自然也传染到民间。宋朝不实行宵禁，民间夜生活十分丰富。汴京城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有的甚至能容纳数千人，夜夜笙歌，好不快活。

柳永的《望海潮》中写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想来是实写而非夸张，看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便可知宋朝商业之繁华。据传，有西方的史学家自嘲的说：“汴京一个城门吏的用度超过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国王。”虽说有些夸张，但也足见当时的中国人生活有多奢侈。

冗官和高福利消耗大量财富。真宗时，宋朝官员的数量在1万人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3万人。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2000万贯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接近1.3亿贯，却无丝毫结余。

从官员到民间的奢侈生活不仅会耗费掉大量的财富，更会软化国民的意志。

其二，无处不在的腐败，动摇了大宋的根基

奢靡于腐败其实是相伴相生的。宋朝的“高薪养廉”并没有让官员们安守本分，反而却贪欲膨胀。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宋代中期，贪污之风蔓延。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包拯对当时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看得相当透彻，并发出了感慨，“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当时宋代官场上不腐败的官员仅是少数，小官巨腐，民不聊生。

到了北宋后期，官场更加糟糕透顶。当时的官场上“廉吏十一，贪吏十九”，90%的官员都是贪官。赵佶(宋徽宗)当皇帝时，官场全部腐败。当时朝政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出现了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高俅等大贪官。

不仅官场上腐败，连军队也无处不腐。随着政治的糜烂，宋朝军队的编制出现了名不副实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吃空额”。到了宋徽宗这个“天才皇帝”在位时期，宋朝军队的腐败已经无可附加。在西北方和西夏作战的军队状态最好，军队实数大概是编制的70%；在河北、河南、山地各地军队，这些地区部队的数量只有编制的一半；至于宋朝的江南地区更加可怜，实数只有编制的10%至20%。如当时的常德府兵员编制为3000人，但实际数量只有300人。

1127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整个宋朝措手不及，号称20万的禁军只有区区3万多人，可见宋朝的军队糜烂到何等的程度。

太屎公曰：宋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