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从猪身上拔下来做刷子的毛，很难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它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二战相联系。

猪鬃主要指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到了战争时期，在军事工业中，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猪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了战略物资Ａ类，价值与军火一样。全世界惟有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所有参战各国要想给他们的武器刷上油漆，不至于让那些武器裸露着铁体钢身上前线，那就一定要用中国的猪鬃。

全世界猪鬃供给量年约6000吨左右，战前我国即占75％以上。战时因交通受阻，中国的猪鬃运不出去，其后果就是参战各国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更加需要猪鬃，来源却少了，便造成全世界“鬃荒”严重，价格猛涨。中国的猪鬃成了紧俏的军用物资。

猪鬃出口 支撑中国战时财政命脉

猪鬃出口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1939—1945年出口达2万关担以上，共计出口14—15万关担，其中80%输美，20%进入伦敦（出口苏联经过新疆），年达1000多万美元，抗战期间换汇总量约七-八千万美元。同时，猪鬃作为主要中国物资通过同德、美、苏签订“易货贸易协定”供应德(早期)、美、苏、英，换回中国急需的战争物资，如军火等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

猪鬃大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支援抗战

国民政府《全国猪鬃统销统销办法》，规定民营业收购生产必须申请登记，仅政府猪鬃签约商才有资格收购、加工、生产、销售猪鬃，成品一律交政府机构，收购牌价由政府制订等。当时，国内市场政府收购牌价仅为国际价格的十分之一以下，猪鬃出口利润90%被政府收取。如民营企业交货官商，按牌价每箱法币5万元，而出口到美国的价格高达67万元，相差达10多倍之巨。政府官商巧取豪夺，年掠夺民族工商企业收入达到千万美元（年出口总量2.2—2.3万箱）。

战时大后方民族工商业者创办实业、努力经营猪鬃的出口贸易，对维持国民政府的债权、换取抗战建国的急需物资及外汇，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曾数次接见猪鬃大王古耕虞，古耕虞等坚决反对政府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猪鬃。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但为一致抗战，他希望 “鬃商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也要为抗战作出牺牲。”这给古耕虞等指明了方向。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支援抗战。

1939年初，武汉、广州沦陷，猪鬃经新建滇缅公路出口；1942年初，缅甸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美国政府指令中国猪鬃由由美军第十航空队开辟的“驼峰航线”飞印度转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

世界的军火商盯着中国的猪鬃

历来为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中国每年猪鬃的输出量，美国一直占３０％以上。中，美国作为同盟国的“民主兵工厂”，对中国的猪鬃需求更大。当时全美国有四五百家制刷厂，甚至美国每个州的监狱都有自己的制刷厂，这些制刷用的原料几乎都来自中国。

二战中，美国政府不仅把猪鬃列入了战略物资Ａ类，甚至把猪鬃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苏联、等同盟国也将猪鬃列为急需的战略物资。

1939年，美国政府训令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美，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但当时，苏、美、英三国都急需猪鬃，为了分配猪鬃，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分配机构，由三国代表团共同参加，负责交涉如何从中国取得猪鬃，并协商如何分配，事情才算了结。

1941年12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都相继断绝，盟国所需的中国战略物资的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美国市场“鬃荒”严重。美国政府随即颁布了“Ｍ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2英寸以上猪鬃，全部供应海、陆、军需，民间（主要是油漆业）只能使用混合毛刷（其中猪鬃用料，限55％），实行管制；制造混合毛刷也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证明。从此，美国制刷厂的产量就大大缩减，许多刷厂甚至用旧刷和被油漆胶着的干刷加工后的猪鬃作原料。美国急需猪鬃。

新开辟了中印航线，可以使用美国飞机把驻华的军需品和军火从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和宜宾。

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航线，美国飞机要飞越海拔15000多英尺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这个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高度高出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很容易发生飞行事故。

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由美国政府指定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中国分局利用空飞机回航时装运出口。最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由的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负责运输。由此可想，中国的猪鬃对战争是多么的重要。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了用武之地。

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另一方，对猪鬃也是极力搜罗。它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天津、徐州、上海、广州五大点。一方面在上海、香港的金融市场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另一方面，大肆向中国大后方倾销日货，以日货换取战地输出品，如茶、丝、猪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同美国换取军火及军用物资。

小小猪鬃对抗战贡献大

抗战时期，猪鬃出口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1937—1945年９年间中国出口猪鬃外汇收入达3000万美元。

抗战时期中国的猪鬃还有特殊的用途，它是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货物的重要物资。抗战期间，中国急需大量的军火，外汇又紧缺，只好用自己的传统出口物资钨、锑、锡、丝、茶、桐油、、猪鬃等作价偿还，史称“易货偿债”。自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后，1938—1944年７年中，苏联、美国、英国先后与中国签订了12种贷款协议，三国借款总数达11亿美元。借款最多的是美国，占了56％，苏联居第二位占23％，占了21％。如此巨额借款，均靠出口债权国指定的物品偿还，猪鬃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理。1937年10月，即爆发后三个月，国民政府就设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以应付战争的紧急需要。考虑到对外贸易同外汇、对外借款协定的履行以及总的经济动员密切相关，1938年2月，该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给了财政部下属的对外贸易委员会。整个抗战时期的猪鬃收购运销，均由贸易委员会的富华贸易公司（后为复兴公司）办理。

1940年2月对猪鬃实行统销。不久，又实行统购统销。自1938年至1945年，计收购到猪鬃8万多公担，价值法币70.95亿元。猪鬃在对苏、对美、对英的易货、购料、偿债方面，以及完成其他外销任务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抗战初期，中国沿海门户被日军关闭，海运没有了。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等随即中断，作为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惟一通道，显得更为重要了。1939年春，鉴于陆路运输任务加大，需要更多的车辆，蒋介石亲自指令专管的西南运输处，负责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和美国人换汽车。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派出一名特使来到重庆，就“易货偿债”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特使离美前，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在重庆会见拥有红色虎牌商标的古青记老板古耕虞。

谈判伊始，那位特使首先申明：他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要３至６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尽管谈判中已经谈妥了价格、运输等事宜，美国特使仍担心中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又另约了古耕虞等几个有名望的大商人，在总经理的公馆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等古耕虞等人点了头，特使才放心地离去。

为适应抗战需要，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猪鬃仍然大规模地生产和出口；而猪鬃的出口贸易，对维持国民政府的债权、换取抗战建国的急需物资及外汇等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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