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在明朝初年，是皇帝斋居和召见大臣的地方，设有待诏并选择能绘画的人才作画和居住；清军入关后，此处是多尔衮的办事之地；康熙十六年（1677）开设武英殿书局，专为钦定刊布诸书之校刊、装潢和词臣纂辑书之处。存放于此的书籍，其品质在当时是最高的，被称之为“殿本书”，有满、汉、蒙、藏等多种文字，编刻达一千二百余种。

然而，道光五年（1825）十一月份，在这座戒备森严如“金城汤池的紫禁城内的武英殿里，发现和破获了一件惊天“窃书”盗案。

按照常例，武英殿所编刻出的书籍，凡是暂时不下发的部分，都贮存在其后的敬思殿以及左右廊房内。道光五年（1825）十一月十三日，管库官员们在年底查库时，发现库贮书籍遗失了《佩文韵府》五部，《康熙字典）、《周礼》、《四书》各一部。库房重地，而且是皇宫禁地发现这么多书籍不明不白地遗失，绝非小事，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管库官员立即派人报告给管库王大臣，大臣们当然不敢怠慢，经过简单商议，采取了果断措施。

先从内部的相关人员着手，将负责该库日常管理的苏拉和相关匠役们进行隔离。后对苏拉广星，匠役杨得儿、连喜、海亮、常馨等人分别讯问，经过一番认真严格的讯问之后，初步定性是“监守自盗”。随即将此事写折子上奏给道光皇帝。

皇帝当即下了“将此案交给内务府大臣英和、禧恩等严审，如情况确实要按照相关刑律来定拟罪行再将情形具奏”的旨意。

大臣英和、将恩接旨后，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督率司员将苏拉广星，匠役杨得儿、连喜、海亮、常器等人带到内务府，连夜进行逐一的详细审问。在严刑逼供下，三人很快吐供。

原来在上年的十一月份，连喜与杨得儿和海亮值班闲聊时，说到彼此穷苦，起意偷窃殿后库房内存贮的书籍，三人一拍即合，分头做着各种准备。杨得儿私下用铁丝做成钥匙，十一月二十日晚，这三人在内值班。到了后半夜，他们把后库门上的封条揭开一部分，用铁丝钥匙开了库门的锁，悄悄进库，海亮在外等候。偷出《佩文韵府》一部，赶快又将库门照原样封锁，所偷的书藏在堆放木板的南屋。

第二天，三人将偷到的《佩文韵府》陆续藏于身边带出西华门，雇车将这些书籍拉到琉璃厂，卖给文光堂书坊，得书价京钱七十千文，三人均分使用。

第一次得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本年六月初和八月初十以后的日子里，这几人又利用值夜的机会，几次开库，偷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四书》、《周礼》等书籍，利用铺盖卷夹带等方法掩饰，混出城门，再到琉璃厂卖给文光堂书坊，得书价京钱每次都几个人均分，剩余的钱共同零星花用。

经过反复讯问，几个犯人坚供不移。按照大清律例，连喜、常馨、海亮三人都要照镶黄旗满洲都统等奏定条款内说的：“旗人犯窃，令子孙一并销除旗档，罪止徒流以上者照例刺字”之例，按奏定条款由其本人以下全部销除旗档。另与汉民杨得儿等一同拟于右小臂肘下腕上的位置，实施肉刑，即用针刺上“盗官物”三字，并在刺孔中填上黑色的墨，使其文字显现出来。对于杖罪情节比较重的犯人，既要刺字，又要枷号六十天示众。满日时鞭责，鞭责后才被押送到顺天府规定的地区服徒刑。到了发配之地，再进行杖责，也就是打判给他要挨的板子，其后再安置。对于得银八十两、应拟判绞刑的犯人，则收监入狱，等待“秋审”的最后判决。

结果连喜、常馨、海亮的家属被销除了旗档后，都按现在所居住的地面交给县里，被编入里甲为民，永远不能再享受旗民的特殊待遇，包括不允许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

琉璃厂文光堂书坊买书人杨光谱，当初只是看到杨得儿等售卖的书籍材质好，非常痛快地就收下了，根本想不到是窃取的宫中官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不断来卖，他开始对这些书籍有所怀疑，一面吩咐伙计们不要声张，将书妥善保存起来，不能卖给任何人；一面对售书人留心观察，采取逐渐加价的办法，使这些人把书都卖到了自己铺上。直到一年后，官役登门探访，该铺户得知了实情，立即将所买书籍全部仔细包裹好，用车装好全部缴还给了内务府，并随役到内务府当堂指认是杨得儿等售卖，使这个惊动朝野的大案赃贼并获。由于该铺户据实供认，按照法律条文，不但不追究任何责任，反而受到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