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宇丹

中国儒家有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想，名曰“君师合一”——治理天下的是君主，教化百姓的也是君主，君主又可谓之“君师”。但是这个理想在清朝以前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君”一般是由统治者担任，而“师”的角色则多是士人阶层来担任。而清前期的皇帝们，却将“道统”（儒家传道系统）和“治统”（治国系统）进行结合，真正实现了“君师合一”。我们来看看康熙皇帝如何操作。

根据《清太祖实录》可知，康熙帝曾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其意思很明显，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君师”。他又在《序》中说：“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康熙帝不仅仅是要治理百姓，还是要在心法、道法上都掌握统治地位。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非常称赞此做法，并进行效仿，给自己的定位是：“朕膺君师之任，有厚望于诸生。”

康乾二皇之所以有信心将自己抬到“君师”的高位，其实是因为已经做过一系列的准备。清前期的皇帝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所以便通过祭孔仪式、经筳学习等行为来强化自身儒家弟子的形象，同时还进行“学术方面的塑造”，比如编撰儒家典籍，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继而运用这些理论来控制士人的道统意识。帝王们用这一系列的文化措施来使士人们打从心底认同自己的道统地位以及“君师”身份。

论述至此，令人不禁生疑，康熙皇帝费这个劲是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巩固统治。试想，有关道统的理论学说如果全由皇帝来垄断，其实便意味着其已变成皇帝的统治工具了。一些御制的儒家典籍还会作为教材进入学校。显然，清前期的皇帝已经牢牢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让那些威胁统治的危险思想和言论没有存在空间。

所以，在“君师”康熙帝面前，文人士子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们不仅丧失了道统的话语权，还要受到处于道统高位的康熙帝的批评。康熙帝在御制的《朱子全书序》中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视立论之易。”意思是批评士人们的政治评议缺乏实际经验。就算是到了晚年，康熙皇帝也还是批评士人政见“甚未允当”。

总之，中国自古以来道统与政治分开的局面被改变了，原本的士大夫是有权用先王之道等学说来对帝王进行责问或者评议的，道统可以稍微制约治统。但是在康熙皇帝这里，无论是学术思想的权威，还是政治的权威，都由他一人做主，士人彻底失去话语权，只能埋头研读经典。

参考文献：

刘方玲：《清朝前期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