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和 “圆转”，同样也是书法艺术风格中比较首观的对市美范略。 “方正”，顾名思义指的是平正、 方直、规整、平稳的书艺风格，在具体的好法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规范和秩序，给人以整伤稳重、严谨工整合乎法度的感觉， 整体上偏向于静态:相反的，”圆转”则表现为圆浑.婉逸、圆润、妍期，婉转，给人一种或厚实腴重，或温润闲雅的感觉，整体上偏向于动态。

对于方正，古人书论中多有论述，如“平正安稳”，“四满方正”，“四面亭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横不能平，竖不能直，腕不能畏，目不能注，分布终不能工。分布不工，规矩终不能圆备。规矩有亏，难云书法矣”。最能体现这范畴的当推小篆、 隶书、楷书。如篆书《泰山刻石》，隶书《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楷书中欧、虞、颜、柳均属此列。

就书体来说，严格意义的方正之美主要表现于隶书，且以汉代成就最高。以东汉隶碑《衡方碑》和《张迁碑》为例，《衡方碑》的“方正”主要体现在结体上，中宫宽舒，笔面都尽可能抵及四边，以外满的宽博成其体势的方正。例如“光”字，下面两笔本可以左右展延，但它却缩多于伸，使之与上面接近边缘的两点大体相齐;再如“霜”字，字势被左右两边的竖向笔画所界定，没有出现展蹙敛放的变化，整体上便呈现出方满严整、安贞敦厚的风格。《张迁碑》 则主要在笔两上运用方笔，且所有的横画一律呈平正状，竖画也不是左有倾斜。在结体上力求左右对称，如“讳”字，两边本应左小右大，却被处理成所占范围均等。再如“留”、“出”、“公”等字，也均可见有形或无形的中轴线，基本上服从形式美的平衡性和对称性。其中的方框结构，如“君”、“留”、“自”、“吾”等字中的“口”，均书写成严密的方形，连“陈”字的左旁，也子以方正化了。日整个字形，也力农构成方形，如“君”字，其上部的长横本可以以一波三折之势极意延伸，但该字之横却与竖画刚交叉就收笔，仅徵微上翘以示波势，其长撒也仅仅止于与上部三横之端的平齐之处，毫无疑问，其用意在于不打破整个字的方正结构。清初孙承泽《庚于销夏记》评其“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

楷书的“方正”则往往只正而不方或正而略方，远不如汉隶那样典型。如颜真卿的借书，梁献在《承晋斋积闻录，古今法帖论》中认为其“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务期满格，此颜法也”，“满格而止，不使行间留余地”，从结体方面揭示其方止之势，然而与汉隶相比，颜书还是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些圆浑之态。由此可见，楷书的“方”，只是表现在其结体上的“只取方格内整齐”，以及章法上的通篇字体大小一律，严格意义上应该用“方整”二字来形容。

“圆转”之势，相对而言，应用得比较广泛。自篆书开始，李斯的方圆廓落，李阳冰的圆活姿媚，《毛公鼎》的圆转弧曲，《泰山刻石》的宽转圆厚，都体现出“圆”的审美特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书》记载:“书家自史籀之后，即推李斯小篆。观诸山刻石，皆大书而作细笔，劲挺圆润，盖尽去皮肉而筋骨独存，此书家之最难者也”;卫夫人《笔阵图》也说“结构圆备如篆法”，都指出了篆书婉转圆通的品格。

而北碑虽以方钻劲重、雄浑峻发著称于世，其中也不乏具有“圆转”之势的佳作。以郑道昭的《郑文公下碑》为例，其笔画多为圆笔，或融方人圆，将中锋、提笔、绞转等技巧发挥到极致，线条犹如锥刘沙、屋漏痕，体势也多带圆性。此外，楷书中融合了篆书的婉通中含、隶书的古朴逸容、草书的流畅飞动，用包也臣的话来说，是“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而这一一切，又融人了圆浑含蕴的化境。

“圆转”美的典范，应首推怀素《圣母帖》。怀索善作草书，其中却运用了许多篆书的运笔技巧，使用浑圆之中锋，线条遒劲，富有弹性，兼具篆书婉转圆通的品格。王世贞言其“晚年书圆熟丰美”，项元汴言其“圆转之妙，宛若有神”，项穆言其“圆转牵掣”，均体现出其书法圆转的流动之感。其《圣母帖》，笔势圆活，笔画如游丝般轻逸，线条飞舞，可谓笔笔圆，字字圆，神采飞扬，流美圆转。

元、明时代尚态，力求上承王羲之、智永，因而必然不同程度地指向圆的、圆劲之风。赵孟頫为突出的《寿春堂记》，融姿媚于老劲，寓俊逸于秀丽，温润闲雅，宛转流动，而这此风格特征都是由一个“圆”字生发出来的。清初画家朱耷的书法也颇具圆转流动之感。其书风中似乎吸收了王羲之、颜真卿、《捧鹤铭》、郑道昭等笔法，如其中“口”形的处理极其类似《郑文公下碑》，圆笔的提和转也可谓一脉相承。

此外，朱书中也融人了书者强烈的主体个性，如其常用秃笔，并把楷书的构架融化在流转融通的线条中，出之以新意妙理，可谓是自“圆转”之中又别具个性的一位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