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南宋末代皇帝赵昺（bing)的最后一天。

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覆灭的这天，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

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殉国者达十万人之多。明末义民，瞠乎其后，元末清末的那些赴死者，包括梁济、王国维者，真是不值一哂。

如今，我们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七百三十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天，那敌酋压境、难逃虎口、大海茫茫、无路可走、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这是何其骇人的惊悚场面，数达十万人之多的殉国者共同赴海而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在宋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已不是由于宋朝最后三位幼主的感召力了。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数以十万计的大宋臣民，与末代皇帝叫帝昺的九岁孩童，一齐在珠江口外的崖门跳海殉难。

说到底，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帝昺，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同生共死。

赵翼在《陔余丛考》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

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地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

“襄阳被围五年……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顺等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阳。城中久绝援，闻顺等至，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六箭，怒气勃勃如生。”

“元兵进薄新城……元总管李庭攻破外堡，诸军蚁附而上，都统制边居谊度力不支，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犹力战，悉死焉。”

“元兵攻池州……通判赵卯发知事不济，乃置酒会亲友与诀，谓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曰：‘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非妇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弟侄，仆辈悉遣之。元兵薄城，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遂与雍氏同缢死于从容堂。”

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每一页，每一面，都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

这里流淌着的每一滴血，这里跌落下的每一颗泪，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节烈，什么叫忠贞，什么叫爱国，什么叫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