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很短，而遗忘太长。

五年前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第一次读到聂鲁达。

就这么手写的一句，不知道是谁写在上面。但我立马记住了这句话，记住了这位诗人的名字。

回头一查，方才疏学浅地发现，聂鲁达是一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他20岁就写出了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奉为西方的“情诗圣经”。

即便不认识他，你可能也听过这句：

我要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

如雾的童年里，我的心长过翅膀，受过伤。

幼时丧母的聂鲁达，在智利的边境小镇上度过了童年。

在那里，地域广博得近乎可怕，从事铁路工作的父亲常常在深夜才能回家。

小小年纪的聂鲁达百无聊赖地漫步在无边的田野和森林里，总是冒着迷路和滑倒的危险，要变天时匆匆赶回家，然后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读书、在算术本上写诗。

他说：

在这辽阔而可怖的边境地区，一个身穿黑衣的不起眼的少年诗人感到何等孤独。

生活和书逐渐使我瞥见了各种难以抗拒的奥秘。

聂鲁达的第一首诗是写给继母的，他觉得是继母像个天使，庇护着他长大。

他几乎刚学会写字，激动地写下几行类似诗的韵文，惶恐地拿了给父亲看，父亲漫不经心地瞄了两眼又还给他：

“你这是哪儿抄来的？”

然后就接着聊天去了。

聂鲁达在自传里提到这段，让我想起《小王子》里那张蛇吞象的画，大人们都说那根本就是顶帽子吧。

他们都在饭厅里，正在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谈话比一条河更无情地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

虽然人生的第一次创作遭受了冷遇，聂鲁达却没有放弃读书写字。

在那个小小的海港城市，他找到了图书馆，还遇到了一位老诗人，他对文学的痴迷程度和阅读量让老诗人感到吃惊：

“这几本书你都读过了？”

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本巴尔加斯·比拉的新作、一本易卜生和一本罗康博尔。

我像只鸵鸟，一视同仁地把这几本书大口吞下。

聂鲁达10岁时，小镇上来了一位夫人，她是女子中学的新校长。

年轻的聂鲁达胆怯又自负，不敢多接近她。但每次，这位夫人都会送他几本书读。

是加夫列拉把我带进了俄国小说家们严肃而可怕的世界，使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从此，他们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

在少年时期大量积累阅读量的聂鲁达，也同时开始写字。

13岁，当地的晨报刊登了他第一篇文章。

16岁，为了不让反对他走文学之路的父亲发现自己写的诗，他找来一个不太常见的姓氏做笔名，正式以“巴勃罗·聂鲁达”的署名发表作品。

19岁，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

20岁，写出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凭着一腔炽热滚烫的爱情表达，蜚声智利诗坛。

童年那个断过翅膀受过伤的梦想，终于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下治愈。

但他传奇的沧桑人生才刚刚开始。

让我们把爱心摊在桌子上面，

一起来关心整个世界。

许多人是因为情诗知道和喜欢聂鲁达，但他一生作诗的主题其实不止是爱情，还有革命。

按照拉美国家的传统，身为作家的聂鲁达被智利授予了外交官的官职，23岁的他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8年，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

在西班牙内战中，聂鲁达帮助了大量的西班牙难民前往智利定居。

在二战中，因为公开反对被右翼控制的智利政府，信仰共产主义的聂鲁达被驱逐出智利，在异国辗转多年才再次回到祖国。

1949年，他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他还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曾经三次到过中国。

他曾亲到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还和茅盾、丁玲、艾青等中国文人见面交流。

当他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繁体）组成，聂鲁达说：

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在这期间，目睹了人民革命的聂鲁达，写下了《漫歌》《放纵》，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1969年，65岁的聂鲁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主动退出，并支持阿连德。

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聂鲁达成为驻法大使。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说“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总统被暗杀，反叛军直接到聂鲁达家大肆搜查，不久后他因病去世，不过至今仍有许多人猜测他并非自然死亡。

聂鲁达曾在自己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理想国：

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就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

我希望人人都可以走进所有的教堂，进入所有的印刷厂。

我希望再不会有人守在市长办公室门口阻拦和赶走别人。

我希望人人都能笑逐颜开地进出于市政府大楼。

我希望没有人被迫坐威尼斯平底船逃走，没有人被人骑着摩托车追击。

我希望绝大多数人，也是唯一的大多数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阅读、聆听、茁壮成长。

当一个诗人的理想大到要关照整个世界，对世界来说是幸运，对诗人来说却是一种不幸。

但还好，孩子气的聂鲁达，把生活过得很多情。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

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我的文字中。

曾经12次采访过聂鲁达的记者说过：

聂鲁达是个凡人，他既有许多高尚的品德，也不乏明显的缺点，不必把他变成神话式的人物，否则他自己也会感到可怕。

他不喜欢小说中的典型英雄和那些身无瑕疵的人，反倒偏爱有点疯疯癫癫的人或无可救药的罪犯。

聂鲁达作为诗人的一生的确过得挺惬意随性的。

俄国作家爱伦堡直称他是“我见到的少数几个幸福的人之一”。

他写诗、他做翻译家、他还写话剧、画插画，身为业余烹饪专家的他甚至还和朋友合写过一本《吃在匈牙利》。

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商业喜剧，他说他听不懂交响乐、也不喜欢看歌剧。

他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东西，船、海螺、贝壳、鸟、石头，喜欢养狗、喜欢观察小虫子。

他收藏一切他觉得新奇好玩的东西，作家手稿、海螺、雕像、葡萄酒。

他喜欢建筑房屋，他有三个住所，全都是自己设计图纸，每个装修都别具一格。

出门散步的时候，他的秘书得带上威士忌，因为聂鲁达会随时要来喝。

70岁，因为想吃一根过季的茄子，就找遍方圆100公里，高价买到了便笑逐颜开。

聂鲁达喜欢交朋友，《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就是他的好友。领完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

“应该获奖的人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也很喜欢这个长不大的诗人，在聂鲁达去世的当天，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

内心深处，他是个孩子。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孩子。

他是这样孩子气，以至买了很多玩具，如电动火车等，当他想得到一样东西时——例如要求其他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电话里抽泣，好像要痛哭流涕一样。

这样，朋友就会乘坐第一班飞机赶去看他。

聂鲁达是个诗人，却不喜欢孤独，他把日子过得很热闹，像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一样：

诗人应当从其他人身上学到的启示：没有冲不破的孤独。

条条道路汇合到同一点：我们的交流。

他觉得朋友和交流，在短暂的生命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从未说过一句不诚恳的情话，

也无法写出一句不真实的诗句。

20岁、48岁、55岁，聂鲁达分别出版了3部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

第一部是年少时的求而不得，后两部都是写给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

聂鲁达对第三任妻子的确用情至深：

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乡巴佬。我在《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向她倾吐了全部心声。

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与别的任何人无关。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

我把我所写的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奉献给她。东西不多，她却很满意。

她用她的脚、手、眼睛和声音，从地里把各种各样的根、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种各样散发香味的幸福果实，全部带来给我。

究其一生，诗人的感情纠葛确实有点多，而当被问起每首情诗分别是写给谁，聂鲁达只用了“并非我遗忘了任何人，而是你们能从我给的名字中获得什么”来作答。

虽然诗人表现得一直很多情，但他也曾同第二任妻子一道去找过第一任妻子；为了不伤害第二任妻子的感情，在和第三任妻子结婚八年后才坦承诗集是写给谁。

正像他说的那样：

相爱总是太短，而遗忘总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