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忠祥
1995年的中秋节，我们一家三口约了几位朋友在炎黄艺术馆与黄冑和家人共度月圆之夜，吃了顿我和他都喜欢的炸酱面。
在随后的品茗当中，我为他朗读了我即将出版的《岁月随想》中有关描述我们之间半师半友之情的章节。
我缓缓地读，他专注地听，那是一个很温馨的时刻，但我当时也为他的健康暗生隐忧。
他身体很虚弱，已站立不便，那个晚上他一直靠在椅背上，与我们说笑。
没多久他住院了，1996年开春，在全国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书画联谊会上，我高兴地看到，他坐着轮椅来到会场。
政协书画室是一直由他张罗的，黄冑先生有着很好的感召力，有什么大型活动，他一呼百应，请谁谁都会来，他没少为政协书画室尽力。
很快又一个中秋到了，我和妻子又去看他，想月上中天时再次聚首，陪他聊聊，但炎黄艺术馆灯光暗淡，只有刚从国外归来的先生的女儿梁缨一人在家。
我问她：“黄冑老师怎么不回家过节？”她很忧伤地说：“爸爸身体够呛，已经抢救过几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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