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在一个以当官、升官为荣的社会,一个地区官员的“产量”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谁家子女做高官、谁家祖坟冒青烟,一个地方为何会盛产高官呢?是上天的眷顾,还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就以晚清时期的“省长”为例来分析下。所谓的“省长”,在本文里则是总督、巡抚的代称。
总督为多个省份的首长,相当于大区经理,通常为正二品。巡抚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大多为从二品。不管是总督,还是巡抚,都是掌管一方的封疆大吏。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究竟哪里人最多呢?
根据《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统计,在晚清七十年中,共有总督108人,巡抚207人。根据他们的籍贯、出身统计,作为八旗的一部分,满人比例最高,达到19.73%,五个总督、巡抚中就有一个是满人。这里的满人,基本就是相当于满族,而不是老家在东北满洲的人。有清一代,都是满人的天下,满人做高官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如果纯粹以籍贯来统计的话,则湖南人达到了第一。从湖南共走出21位总督、19位巡抚,著名人物有很多,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可谓星光熠熠。
晚清督抚群议图
在这40名湖南籍的省级高官中,湘乡籍高达9人,分别是曾国藩、曾国荃、刘蓉、刘锦棠、杨昌濬、李续宜、蒋益澧、潘效苏、刘岳昭。其次为善化籍5人,分别是劳崇光、杨载福、沈秉堃、贺长龄、易棠。有意思的是,湖南籍的总督与巡抚,好像更喜欢在南方当官,除去曾国藩、刘长佑担任过直隶总督,曾国荃担任过山西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杨载福担任过陕甘总督,刘锦棠、潘效苏担任过新疆巡抚以外,其他人都是在南方各省任职。
湖南以外,则江苏排第二。江苏的产量也不错,有9位总督、24位巡抚。相比湖南,著名人物就少了很多,仅有邓廷桢、钱宝琛、吴大澂等人。在33位江苏籍的总督、巡抚中,又以仪征籍最多,有4人,其次是常熟3人、江宁3人。翁同龢的两个哥哥,翁同书、翁同爵都是常熟走出来的高官。
湖南第一、江苏第二、第三就是安徽。安徽则共贡献了13位总督、16位巡抚。这29位总督与巡抚,同样是星光闪闪,如李鸿章、李瀚章、刘铭传、周馥、刘秉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在这些安徽籍高官中,有8人是合肥人,分别是李鸿章、李瀚章、张树声、刘铭传、李经羲、段祺瑞、段芝贵。一个城市有8位督抚级别的高官,堪称全国罕见。另外庐江籍还有3人。今天的庐江县已经成为合肥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庐江的3人,合肥则有11人之多。
前三名都是南方省份,直隶则为北方挽回了一些颜面。直隶地处京畿,总督也是各总督中权责最高的,可见直隶地位的特殊性。直隶一省共产生23人,以张之洞、沈桂芬、鹿传霖、徐世昌为代表。其中今天的北京(原宛平、大兴)共有8人,天津(天津、静海)共有3人。在所有直隶籍的这些高官中,无一人担任过直隶总督。
山东则以22人位列全国第五名。其中,潍县4人、济宁3人。在山东的地理分布上,则大部分高官出自鲁西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中,被刺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就是山东菏泽人。
如果继续排名,浙江则有20人,排第6;河南、江西、广东则并列第7,都是14人。湖北以13人列第8,福建10人列第9。福建与安徽类似,一城独大,在所有10人中,除黄宗汉来自晋江外,有9人均来自福州府,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福州市,包括候官县、闽县、长乐县。林则徐、王有龄、沈葆桢都是侯官人。福州在数量上,仅次于11人的合肥。
仔细看这些总督、巡抚的籍贯分布,就会发现一些规律。比如湖南、安徽两省的高官数量之多,完全是因为湘军、淮军崛起的原因。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功臣占其大半。”
在湖南籍的总督与巡抚中,大约一半来自湘军将领,其中曾国荃、左宗棠、刘长佑、杨岳斌、彭玉麟、胡林翼是统帅级别的湘军高官。作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战功卓著,是攻陷天京战役的指挥者。他先后担任过山西、湖北、陕西巡抚,陕甘、两广、两江总督,任职如此之多,非常少见。
李鸿章的淮军同样是安徽籍高官的大本营,众多封疆大吏均出自淮军的历练。如李瀚章、李兴锐、涂宗瀛都曾负责淮军的粮台军务,张树声、刘铭传为淮军的统领。就连李鸿章幕府里办理文牍的周馥后来都做了三次总督。
在湘军、淮军两大军事集团中,都是以湖南、安徽本省人为最多。在这种环境中,乡情是联络感情的一种纽带,也是打造信任的一种凝聚力。同乡更容易受信任、被提拔,成长成材速度更快。至于你的学历根本就不重要了。最典型的就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幼时家境贫穷,根本没读过书,年轻时就是一个贩卖私盐的盐贩子。只因敢于办团练,被淮军收编,后因战绩显著而出人头地。
卿美兄写过晚清驻美大使、驻外大使这两个群体,他们中南方人占了绝对优势。在总督与巡抚这个群体,南方人同样占据着优势,但优势并没有那么突出。最主要原因就是满清特权。
八旗子弟历来是备受尊崇的群体,包括满人、蒙古人、汉军旗人等,出身于这三个群体的总督与巡抚,多达97人,占了四分之一强。可以想见,八旗督抚中不一定都是北方人,但一定以北方人,尤其是华北人占大多数。如果剔除了这个因素,仅凭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自然无法拼过湖南、江苏、安徽、浙江等人才大省。在前十名的诸省中,北方也只有直隶、山东、河南三席。
如果说湖南与安徽有军事原因,八旗有特权原因,那么江浙两省则完全凭借的是传统优势,因为自古江浙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在两省中,经济因素体现尤其明显。江苏走出的督抚以苏南地区为多,浙江则全部来自浙北。
广东其实也同样如此。与晚清驻美大使多为珠三角人相同,广东籍的督抚也同样以珠三角地区为主。广东香山就出了4位,以唐绍仪为代表。广东与江浙不同,原来还是蛮荒之地,但随着近代国门的开放,经济、人文环境都得到了迅速提升。
同样是东部地区,山东的表现就很怪异。其他东部省份,都是经济发达地区盛产人才,而山东似乎正相反,鲁西地区却成了高产地。在22位来自山东的总督与巡抚中,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仅有7个。如果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胶东只有烟台福山1个、威海荣成1个,青岛最惨,一个没有。
山东这种现象如果放到全国,似乎很难解释,说胶东经济发达则经商多、当官少,那苏南、浙北、珠三角又怎么解释?说鲁西经济落后因此崇尚权力,那么西部诸省甚至更落后,为何人才却极少呢?
再说内陆省份,安徽出产的高官基本是以李鸿章的老家合肥为中心,直隶籍的人才则大都是以京城为中心。除此之外,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都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管中窥豹,透过晚清的人才地理分布发现,南强北弱的局面仍然没有多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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