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东坡）一生仕途颇为坎坷，21岁进士及第，25岁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29岁任判登闻鼓院，35岁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离京，任杭州通判，38岁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41岁调任徐州知州，43岁调任湖州知州，44岁在湖州知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被逮捕入京，随后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49岁被召还朝，先后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同年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53岁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55岁再次被召回朝，同年被贬为颍州知州，56岁任扬州知州，57岁任定州知州。58岁再次被贬，任宁远军节度副使。61岁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苏轼64岁时逢宋徽宗年间朝廷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逝世。

苏轼为人率真，敢直言，又固执己见，不论新派的王安石为相还是保守派司马光为相都不喜欢他，在朝中他肯定是呆不下去的。苏轼自己觉得怀才不遇，那么他真的有才吗？

苏轼的文学才能自不必说，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方面造诣颇深。但才能高和为官清廉不代表就是好官。为官一任，应平安一方，造福一方。地方为官应时刻有替天子巡牧之心，安抚百姓之举，劝课农桑水利诸要，刑狱诉讼晓民以理。年轻时候的苏轼写过一篇《六国论》（和中学教科书上的《六国论》不同，教科书里那个是他爹苏洵写的），文中说“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 全文突出强调 “士”的作用，指出春秋战国卿相皆争养士，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国家就可以安定了。写下如此简单幼稚的言论，可见在京城为官时候，苏轼缺乏放眼天下，为朝廷谏言分忧的能力。

苏轼任地方官的时候同样没有多么出色的政绩，后人能记起的是苏轼在杭州动用民工20万，挖西湖的淤泥修筑长堤，后人称为“苏堤”，苏轼也在颍州西湖、岭南西湖筑堤，于是有“东坡处处筑苏堤”。除此之外更多的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黄狗），右擎苍（苍鹰），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样的骑马打猎，或者“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这样的怀才不遇。而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期间，除了路上发几句牢骚，到任之后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廷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明，使当时的蛮夷之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世潮州人为感念韩愈，潮州的江山都姓了韩：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等等。

苏轼是一个出色的文人，却不是一个好官，这才是他一生“怀才不遇”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