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曾国藩的初入官场的变更史，或许对现在的你有点帮助。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其的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

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备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来迎接这批考官。

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

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

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充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

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人不是完人，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为官时自己有时候也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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